真正的恩师不教书

水库线下

一）跑得太快

#F2050《书到用时方恨烧》里提到：

只能学到10%，剩下的90%，全部都是“学徒制”。

中国之所以能拿过苏联的教科书来用，而且奉为圭臬，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实在落后苏联太多了。

“后进者”想追“先进者”，有教科书的话，是很容易的事情。照着追就行了。

而且这还是在人均GDP远远落后，只有美国16%的情况下完成的。有学者算过，如果中国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50%，总GDP就能超过美国和欧盟的总和。

结果就是，各个方面追得太快，科技人文也在飞速地进步，以至于人家的教科书拿过来，跟我们的教科书一比，发现基本知识已经差不多了，基础教育上甚至还要更胜一筹。

你冲得太快，一抬头，突然发现身周空无一人。

另外一半没有讲出来的是，韩愈自己从来不教人知识，却成了许多素昧平生的书生的老师。他成为这些人的老师，却甚至不需要为人家“传道受业解惑”。

为什么呢，因为“科举制度”。

嫡母盖过亲娘

座师取代恩师

众所周知，中国的选才制度，在唐朝由举荐制转化为了科举制。原来是纯粹的攀关系，“世胄蹑高位，英雄沉下僚”，现在出一套卷纸给你做，让你有凭借知识翻身的机会。

怎么办，只能去找诗文才能更高，鉴赏力更强，影响力更大的文坛大v一起商量，拟一个差不多的名单，然后等卷纸交上来，再综合考试成绩来判断。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就是变相的推荐制。

所以他觉得，应该让考生把平时的代表性作品也一起交给考官，以供参阅，这样才不至于因为临场发挥的限制而错失人才。

那么对考生而言，既然要参考平时成绩，而且录取与否，通榜人和主考官的意见更为重要，那么还不如直接向这些达官贵人、文坛名人递上自己的作品，求他们推荐自己。

所以“参考平时成绩”的思路，跟显名阅卷带来的“通榜”制度结合起来，便催生了向达官贵人“行卷”求推荐的现象，美其名曰“求知己”。

白居易那个脍炙人口的“道得个语，居即易矣”，便发生在他向顾况行卷的时候。

所以后来逐渐产生了“门生座主关系”，所谓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侍郎，就是新科进士的“座主”，即“南宫主文为座主，登第进士为门生”。

成为老师，甚至不需要传道受业解惑。

新科进士春风得意，走马看花之时，只记得慧眼识珠的恩人，有谁还记得教他们识字断句，吟诗作赋的乡塾先生呢？

所以如果事情真的变成学徒制，则“师承关系”最大的意义，除了传授最多的知识，还在于你拜了一个最有力的码头。

知识的获取，是很容易的，随着科技的发展会越来越容易，但是人脉和机会始终殊为难得。

在拜师的同时，你走上江湖时面对的第一个敌我势力格局，也就从此确定了。

三）冒领天恩

不只师承关系另有他用，教育本身的功用，其也不只是传授学习知识。

更确切地说，我们目前已经习惯了官办教育连接着统一高考的形式。但是既然退回“学徒制”，就必须要把“教育”和“考试”拆开来分析。

因为学徒制首先就是教育退回到私人领域，则考试是否为公家的考试，就也成了可以讨论的问题。

考试的本质，是一种选才权。

科举考试，成了主考官的政治上一块巨大的“自留地”。

更麻烦的是，因为录用权完全掌握在推荐人的手里，所以新科进士们谢的是录取他们的“座主”，却不谢天恩。这岂不是用天家的考试，做了自家的人情？

所以直到宋朝，赵匡胤建立殿试制度，把取才权最终掌握在皇帝手里，举子们才从“座主门生”变成了“天子门生”。

所以倘若“考试”和“教育”全部下放，那么就会贴近唐代的“座主门生”制度，通过师承关系，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四）教育之道

从古文运动中，我们其实还可以发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位高权重的“通榜人”全部都是古文大师，所以举子们为了中举，要揣摩他们的意图，自然就会向古文方向靠拢。

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教育最大的作用，根本就不是“教化民众”。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画大饼政策向来是有效的。如果真能吃到大饼，当然人人都会衷心拥护“大饼体制”，谁还会挖空心思去造反呢？

这时候，官家只要把自己想要灌输给民众的知识，设置成“必考科目”就行了。

如果是官办的教育，那么内容和考试内容完全配套，是很容易的事情。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一定要实行官办的教育，目的在于统一思想。

但是如果事情退回到“学徒制”，这个系统就会彻底地溃散。

教育的目的，不再是为了“通过考试”，那么如果不想做官拿文凭，或不拿文凭也能过得好，就没有必要再去学习“规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