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7年农历6月19日,紫禁城内火光滔天。起因不明的大火,从金水桥西侧的熙和门骤然腾起,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极、中级、建极三大殿。狂风裹挟着烈焰,卷成几丈高的火舌,但凡舔到木质结构的楼堂宫轩,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屋瓦在火中噼里啪啦地爆炸,如冰雹般满天纷飞。
这场发生在万历二十五年的皇城大火,席卷了半个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全部被付之一炬外,皇极门(今太和门)及其两侧的掖门全部焚毁,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武成二阁,连着廊房一起被烧成了灰烬,“自掖门内,直抵乾清宫门,一望荒凉”。只有午门因为隔了条金水河,才幸免于难。
明朝紫禁城五行属火,从建成到明亡的230年间,发生过47起火灾,平均5年一次。而在这次大火的九个月前,乾清宫和坤宁宫也毁于火灾,整条皇城的中轴线都给烧没了。
早在1421年,三大殿就因雷击被焚毁。那会儿朱棣刚住进紫禁城,吓得他赶紧去太庙祷告,以为是生死未明的侄子在作祟。1557年,沉迷修仙的嘉靖皇帝妄称自己是“总掌五雷大真人”,引得雷公亲自拜访,在四月的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雷雨大作,火光骤起,三殿两楼十五门俱灾”。
重建宫殿,极耗钱财。嘉靖朝主持三大殿重修的是严嵩父子,贪腐和浪费十分严重。嘉靖皇帝的孙子万历已经多年不上朝,因此三大殿可以缓修,但住处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工作却刻不容缓。这种领导多、经费少、工期紧的项目,最后落在了工部一个叫贺盛瑞的郎中头上。
贺郎中是朝中清流,不贿赂太监,不勾结官员,还特别能干,是那种杨国强特别想要的项目经理。朝廷给修建两宫拨了160万两白银,贺郎中仅用了67万两就完成了任务,留存93万两上缴。那些想借此捞一把的贪腐势力,自然不能容忍,最终贺郎中被污蔑陷害罢官离京,后来郁郁而终,令人叹息。
乾清宫和坤宁宫的重建顺利完成,三大殿的重建却最终演变成一场财政灾难,甚至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三大殿起火的1597年,实属多事之秋。这一年,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十二万大军,兵发八路杀奔朝鲜;播州的杨应龙出尔反尔,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和湖广;朝堂之上,刑部右侍郎谢杰直谏神宗“节用不如初,勤政不如初”,刑部左侍郎吕坤更是直言朝廷摊派过重,民不聊生。
在这种艰难局面下,万历皇帝仍然重启三大殿的建设。此时的大明财政,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军费糜耗等日常开支已相当庞大,如何筹措三大殿的巨额修建费用,成了一桩难事。最终还是万历拍板,“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增税。
中国宫殿的大跨度木质结构,对名贵木材需求量很大,尤其是金丝楠木。这种珍贵木材,出产于西南部的深山老林,开采成本极高。朝廷购置金丝楠木的费用,被摊派到地方,各地不得不加赋一年来凑钱。而明朝特有的皇木采办体系,贪腐严重,皇亲和太监在地方上吃拿卡要,各省叫苦不迭。
户部官员韩光祜上书,弹劾监工太监陈永寿勒索物料,“指一倍百”,导致三大殿光木料成本就高达930万两白银,比嘉靖朝修三大殿高了数百万两。最终三大殿的修建,一直到万历的孙子,那个著名的木匠天启皇帝手里才完工,天启年间耗资又接近600多万两白银。
也就是说,1597年紫禁城的那场火,烧掉了大明朝整整1500万两白银。
1500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明末辽东的军费支出,支撑几十万兵马的军事行动,一年差不多才是500万两,1500万两可供袁崇焕的部队在辽东支撑至少三年。等到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崇祯皇帝号召群臣捐款给士兵发饷,一共只募集了20万两白银。
这三座大殿,在历史上划出一条诡异的曲线,它们的落成、修补、雷击、起火、重建、崩塌,就是明代财政和王朝命运的缩影。
01
1583年,20岁的万历皇帝感到迷茫而困惑。他敬仰信任的老师张居正去世后,形象突然崩塌。百官争先恐后地控诉张居正的虚伪毒辣、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这让皇帝瞠目结舌。这十多年万历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生活一切从简,日复一日的学习经史、批阅奏折。这种反转,总让万历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太对。
在这一年的殿试上,他亲自向举人们出题: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官僚们就越腐化,法令就越松弛?
这可是旷古难题,读过几本圣贤书的考生哪能回答。万历的老祖宗朱元璋倒是有过答案:凡事亲力亲为。从没有一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精力充沛,事必躬亲地规划国家运行和人民生活中的几乎所有细节:他用内阁六部制分割相权,用户籍分业制指导民生,用卫所军屯制节省军饷……
这种中央指导一切的自信,往往诞生出生一套硬、僵硬、诡异的体制。这套体制在朱元璋和朱棣这对擅长运维的大神维护下,尚能勉强运作。等到他们下线后,系统便走向了紊乱:内阁废除宰相,阁老成为跋扈权臣;户籍分配职业,王朝中后期流民四起;卫所军制屯兵百万,军备腐败。
这一系列bug中,导致大明王朝崩溃的那个,被黄仁宇称之为“洪武型财政”。泥腿子出身的朱元璋对贪腐深恶痛绝,同时深谙“猪肉过手,留下层油”的官场智慧。他自作聪明的设计了一套以实物和徭役为主体的征税制度,即让纳税人直接将物资缴纳给消耗部门,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于是,在“洪武型财政”的组织调度下,苏湖生产的粮食送往西北遥远的边疆军营;江西煅烧的瓷器运向北方的京师宫殿;浙江编织的丝娟赏赐后宫佳丽……所有的赋税收入直接与消耗部门挂钩相抵,朱元璋事无巨细的将国家各项开销中所需物资分配给全国的县城。
理想化的计划经济,往往是开历史的倒车,唐宋的货币税又退化成了实物税。一个消耗部门(需要使用物资的衙门单位)可能要接收数十个县的实物,对县城来说也同样麻烦,十六世纪北京宛平县的一位县长就抱怨,他们县要给个朝廷27个消耗部门缴纳各种实物税,而总价才区区2000两白银。
这种“乌托邦”式纳税制度,在今天看来非常魔幻。1632年,户部尚书向皇帝上呈全国欠税报告中, 还列出某县拖欠宫廷价值二十八两白银的蜂蜜这种琐碎小事。而在广袤的国土上,徭役们车载牲驮着粮食、棉絮、染料等物资,川流不息地往来于大江南北缴税,运输费用常常高于物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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