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大佬的孤独 #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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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大佬的孤独 #W01

水库新增一位写手，邓新华教授。主讲经济学

邓教授说他想怼薛兆丰，先写二篇练手。

有一次，我所在的媒体请张五常教授吃饭，席上我问张教授：“您是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经济学家吗？”

张教授回答说，他很有幸，年轻的时候就和一帮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科斯等一起问学，而且自己比他们普遍地地小上十几二十几岁。现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还在，但芝加哥学派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是芝加哥学派最后一位经济学家了。

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一直边缘化不同，芝加哥经济学派在上世纪1960年代后曾经主流过，或至少曾经非常接近成为主流。

芝加哥学派的科斯、弗里德曼、贝克尔、斯蒂格勒都曾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得奖的阿尔钦、德姆塞茨、图洛克等人，也享有大师之名。

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大刀阔斧搞市场化经济，创造智利奇迹。

奥地利学派只有哈耶克得过诺奖，而哈耶克还常常被今天中国的奥派排斥。

那个时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高光时期。多数获奖者支持市场，有思想，有“道”。

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已经有“术”而无“道”，思想平庸乏味，多数立场偏左。比如克鲁格曼。

1980、1990、2000年代，芝加哥学派在中国经济学界声名赫赫。研究产权改革的，谁不提科斯定理？

那也是中国经济的高光时刻。从1978年到2008年这30年间，有15年经济增速在10%以上。

弗里德曼、科斯等人早已去世，今年1月4日，德姆塞茨也去世了。

在中国，除了张五常，已经没有哪位广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愿意打芝加哥学派的旗号了。

市场派学者中，张维迎、许小年，都明确表明自己偏向奥派。

民间强烈支持市场经济的学者，也往往愿意称自己为奥派。

巴西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主导者是“奥地利小子”。

芝加哥学派，在烈火烹油之后，突然一片凄凉。

芝派和奥派，是市场经济理论的两大山峰，它们在具体的经济观点上，非常接近。

但是，在方法论上，两派势同水火。

芝派认为自然科学和经济学都是科学，适用同样的科学方法论。张五常的《经济解释》第一章，就讲科学方法论。卡尔·波普尔的“可证伪”科学标准，也为张五常所推崇。

奥派则认为经济学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坚决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可证伪”标准。

中国称得上“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有谁深受芝派、张五常影响？

周其仁、薛兆丰。

薛兆丰的名声越来越大，未来很可能盖过张五常。

张五常自己认为，他的经济学普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但他眼里简单的文章，其实思想、逻辑密度很高，一般人看不懂。

到了薛兆丰，把通俗易懂提高了一大截，大部分大学水平的人都可以看懂。在普及经济学上，薛兆丰的功不可没。

薛兆丰在“得到”的专栏，有一篇《简评2017诺奖：地道的经济学从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相信你见到过，很多人试图推翻经济学的基础——理性人假设。正在看这篇文章的你，大概率也是其中的一员。

“人哪里是理性的？我见到的人没有一个是理性的，除了我自己。”

“就连高明如我，有些时候也不那么理性呢，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不是胡说吗？”

诺奖更是热衷于把奖金发给那些质疑“理性人假设”的人，哪怕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比如丹尼尔·卡尼曼。

2017年的诺奖得主理查德·塞勒，就是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的。

质疑理性人假设成了一种风尚。

薛兆丰曾经举过阿尔钦一篇文章的例子，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中也举了这个例子。

那个例子说，假定有一些人，近乎白痴，不懂得“追求利益最大化”，看起来不是理性人，他们开加油站，有人开在山顶，有人开在密林里，有人开在海上，有人开在公路边。

最后存活下来的，一定是把加油站开在公路边的人。

薛兆丰据此说，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存活的条件，存活的规律，人到底是理性的还是不理性的不重要。所以，理查德·塞勒研究人的“非理性行为”并没有威胁到经济学。“地道的经济学从来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我一叹：薛兆丰和张五常之间，毕竟有着巨大的分野。

同样是这个例子，张五常得出的结论是：

“经济学者假设他们懂得怎样争取最大利益，显然是错了的，但留存下来的油站，却刚刚与争取最大利益的假设不谋而合。假设白痴懂得怎样争取利益虽然错了，却准确地推测了白痴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为，这些行为于是就被解释了。”

张五常和薛兆丰的共同点是，两个人都认为，人是否真的理性，并不重要。

区别是，张五常认为，尽管人是否真的理性并不重要，但经济学必须以理性人假设为前提。

而薛兆丰则认为“地道的经济学从来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这里牵涉到对“可证伪”的理解。

水库的文章讲究通俗易懂，而“可证伪”听起来就不那么接地气，但是认为“可证伪”对理解经济学很有价值，所以我为水库写的第一篇选了它。我尽可能让它更易懂一点。

“可证伪”是说，一个理论要可能被事实推翻，不可能错的理论就不是科学。

很多人初次见到这个说法会一下子迷糊了。

“科学不就是追求对吗？为什么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才是科学？”

这要多想一下才能明白。

张五常说：“一个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一定要可以在想象中是错的。”

举个例子，“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即便你从来没有看到黑色的天鹅，但是你可以在头脑中想象一只黑色的天鹅，来推翻这句话。

但，“天鹅有可能是白的，也有可能不是白的”这句话，你连想象都无法想象出一个反例。无论什么例子，都是对它的证实，它不可能被证伪。

这样的命题，我站着就可以编一大堆。

“人既可能活过70岁，也可能活不过70岁。”

“罗斯柴尔德家族可以左右总统选举，如果他们没有左右一个国家的选举，那只是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

既然所有现实的事例、想象的事例，都是对这句话的证实，那它就什么都没告诉你，也就没有任何解释力。

而“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尽管有可能错，但它毕竟告诉了你一点什么。

另外诸如“四足动物有四只脚”、1+1=2，也都不可能被推翻。前者是套套逻辑，后者是数学，是人头脑中的思维结构，和事实无关，因此也就不会被事实所推翻。

张五常说：“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事实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没有被事实推翻之前，就是证实的状态，就是科学。

很多人容易把“可证伪”和已证伪混为一谈。

“可证伪”，就是可能被事实推翻，但还没有被推翻。

如果真的出现真实世界中的事实推翻了理论，那这个理论就“已证伪”。“已证伪”的理论另外处理。

如果经济学假设说，人既可能理性，也可能不理性，那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它就不可能被证伪了。无论加上什么局限条件，所有事例（包括想象中的事例）都是对它的证实。

比如，“一般来说他是理性的，所以他娶了这个女人。”但万一这个男人选择了一个悍妇，看起来不那么容易理解呢？那就说：“此时他恰好不是理性的，所以他娶了这个女人。”

怎么都对，但都是毫无解释力的话。

张五常说：“假若我们容许例外的存在，那么任何难以解释的现象都可作例外来处理，经济理论就不可能被事实或行为推翻了。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学的架构就会倒下来，溃不成军，什么解释力也没有。”

那些试图推翻理性人假设的人，他们自以为在修补经济学的天大漏洞，却不明白他们正试图使经济学变成废话。

只有从理性人假设出发推出的经济学，才有可能被事实推翻，但至少目前为此还没有被推翻。

“他是理性的，基于他的荷尔蒙分泌、财产状况等，他娶了这个女人。”这才是经济分析。

可能错的理性人假设，连白痴开加油站的行为都能解释。

理查德·塞勒的所谓“非理性行为”研究，推翻了经济学的任何原理了吗？没有!

对经济学来说，理性人假设是否对，并不重要，但必须要有。

薛兆丰见不及此，才会说出“地道的经济学从来不假定人是理性的”。

不假定人是理性的，你怎么推出可证伪的经济学？不假定人是理性的，火车票春节不涨价，你怎么推断会让排队增多？

我在的某个群里有很多经济学教授。他们也有不少人试图推翻理性人假设。

我就问他们：你们有其他假设，可以推出可证伪的经济学，却还没有被证伪吗？

他们当然没有。

如果你能理解“可证伪”对经济学的意义，那你就超越了绝大部分大学经济学教师。

正是因为并无其他假设可以推出可证伪、但还没有被证伪的经济学，所以，无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如何努力，理性人假设始终巍然不动。

即便奥地利学派的“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使自己得到更好满足”，也只是理性人假设的等价说法。

也许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类能找到更好的经济学假设。

但现在人们只能用它。

为什么芝派曾经显赫，而今寂寥？

主要原因是，芝派所倡导的“可证伪”、用简单理论解释复杂现象的经济学方法论并未深入人心。

中国经济学界很多人只是本着实用的目的，有选择地征引芝派的理论，并不是真的芝派信徒。

今天的经济学界，谈数理模型，谈凯恩斯，谈周期，谈一切唬人的理论，但对基础的理解却没什么兴趣。

正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没有对一个学派基础方法论的扎实理解，又岂能有这个学派理论的创新发展？

于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

张五常的孤独无法挽救。

（邓新华，2019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