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先抱歉一下（几下）
1：这篇文章我不能写的太细，大家领会精神就好。
2：有些内容大家不要深究，如果你想实地考察，请注意言行举止和身份（我可以做的，不代表以“游客”身份去的各位能做）
3：其实这篇文章中的大量内容，各位可能都能从各种经典中找到类似的内容，事实上我的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xxx选集》和《xxx军事文选》。我只是从实践角度出发，给大家讲一下我发现的“特殊规律”或者又叫“时代规律”“符合一定条件后的规律”。
4：以下内容可能是你在任何地方都很难看到的，尤其是非专业群体中。所以请紧跟思路，本文不会太长（相对于主题大小），但可能并不容易（尽管可能第一次看觉得很简单）——不是逻辑和例子难，而是比较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经验（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已经稳定的组织体系内的，我们平时很难感觉到那些已经被我们习以为常的存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当作理所应当，也把某些特定的发展过程视为必然，但实际上这些发展过程也只是我们这一个稳定系统内的一些次级特殊规律而已，并不是整个组织在时代下的特殊规律）。
首先，先说一下“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是毛中有的，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看过。水库很多朋友是做生意的，至少我知道的大多数生意人都仔细的看过这本书。
但是还是要说明一下。
简单的来说，一般规律就是普适规律，往往是必然过程（人类社会里）。
比如说人是要吃东西的，不吃东西就会饿死，这就是一般规律。
经济发展是要有生产力支持的，这也是一般规律。
特殊规律呢？
人要吃东西，但是现在可以吃面条或面包，那么我吃了面包，他吃了面条。为什么我吃面包而他吃面条？
经济要想超过别人，外部环境资本和技术流动性大或者正好相反，那么经济上的反超的规律有什么不一样？
对于做一件事，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打仗，对于决策人来说是一般性规律重要呢？还是特殊规律重要？
都重要，但是对于任何有最基本基础的人的实际操作来说，就是特殊规律更重要。
比如说“战争行动的最普遍一般规律是什么？”
那么至少有“攻势和守势”，这就是一般的规律。
这些规律通过基础教育就能达到，深入一些的高等教育更能做到。
但是只知道攻势和守势是不能打仗的，光是背下《孙子兵法》也是不能打仗的。只有知道了什么情况下的攻势该怎么做，什么环境下的守势该怎么办，掌握了特殊规律并且和一般规律对立统一以后，才有可能学会攻势和守势，才能打仗。
任何一个深度学习都不会是一个只学习一般规律的过程，而特殊规律千千万，不可能死记硬背。
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特殊规律的获得往往都是有代价的，常常是血的代价，因为得出特殊规律往往需要更多的环境信息才能总结出来，而环境中总是危机四伏的。
那么，游击战的一般性规律在哪里呢？
如果要整成一个体系，服务于整本书，那么它会很复杂也很长。
但是在这儿我只需说一段就行了。
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任何的游击战的本质都是维持一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游击战是一种战法，它既可以作为主要战术也可以作为次要战术，而有时甚至可以作为战略。
游击战和总体战的不同，在于控制的广度和深度。
总体战往往意味着己方控制区内的绝大多数资源与人员的控制规律都是由一个主导管理系统控制的，它的势力边界也很清晰和固定，内部矛盾安排已经固定。
游击战则意味着即便在己方控制区内也未必是人员和资源完全主导，有的时候你只能控制一个部分。你的势力边界没有那么确定，在核心区你可能和总体战管理者近似，但是在边缘地区或者敌后，你就只能控制一些方面和一块区域。
游击者的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比值并不固定，也未必一定要把边缘区快速的纳入近核心区，真正重要的是控制这些区域内更多的“社会功能”。
任何社会要能完成基本组织，必定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经济
2：政治
3：军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都是一般规律。
经济的核心是资源和生产。
生产的核心是效率。
效率会吸引生产，生产会吸引资源。
外部流动性（交易）越大，效率吸引生产的速度会越快。
安全保证越高，生产吸引资源的可靠性会增加，可靠性增加可预期性就增加，这又促进效率吸引生产的速度。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
权力的核心是敌友。
敌友的核心是矛盾。
矛盾的核心是对抗与分配。
所以政治的一般规律就是通过权力来决定敌友，通过它来影响效率和资源进而影响经济。以此从经济中获取“政权”所需要的资源，它的首要的需求是“给敌友矛盾划分权力”保持“矛盾对立统一，稳定平衡”。（生产则是经济独有的，政治不生产）。
军事的是为政治服务，而政治要想“对立统一”则需要影响效率和资源，因此军事是通过政治影响经济的过程，是为政治维持有利的“敌友关系”的工具，进而影响到经济。
让我们看一下旧时代的游击战争，比如说我们的革命战争。
我们的革命战争从高级到基础（从军事到经济），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
“在经济上解除更多政治和暴力以解放效率，用先进的政治维持稳定平衡，用军事保证生产吸引资源的安全，用政治和军事扩张来增加生产的规模（扩大流动性和流动范围）。”
在游击战的时代则体现为“核心区是经济/政治/军事一条龙，周边区域政治范围要远远超过军事控制范围，经济范围要超过政治控制范围”。
和一般总体战不同的是，游击战的核心区变化相对稍小，但是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变动很大。
核心区的资源和生产力，更多的是来源于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核心区域是用于积累“存量”——这可以度过对手的高压时期，在对手无力继续维持高压时恢复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
这个是需要选择游击战争时的一般规律，绝大多数武装组织也是如此（不被现有经济和政治和军事承认为完整实体的组织，不能直接“上主权交易餐桌”）。
因此，有的时候一个很大的组织甚至可以被称为国家的组织，在不被大多数“经济/政治/军事”稳定统一体接纳的情况下，它的战法就会依然是类似于游击战策略的——直到可以“上餐桌”。
联合国就是一个“酒店门卫和大堂经理”，它负责检查进酒店的人的着装等基本状况，让符合规定的人进来。
为什么其他餐桌上的国家需要酒店的门卫和大堂经理？
因为让他们一个个审核太过麻烦，而且很容易扩大争端——在餐桌上的国家内部的不同矛盾体系可能会支持也可能反对自己的国家直接接纳某个国家进入餐桌，如果把这个工作的决定权大部分交给大堂经理，那么这些国家的内部也可以减小自己的内部矛盾。
当然了，强势一些的食客也能更多制定接纳规则，小一些的食客虽然可能受到影响，但是加入这个食客体系也能加入同一个标准和交易系统，降低和强势方的交易成本也提高了交易安全性。
如果一个组织想加入餐桌，但是大堂经理不放你进去，那么你就要将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扩展出去（刚取得军事胜利的时候，你的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基本相当于军事范围）。
当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扩展到重要食客或者很多食客的时候，大堂经理就会放你进来吃饭和谈生意。
一个小组织和小国，可能永远无法将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扩展到足够多的食客身上，那么他就只能“借壳”“抱大腿”，给一个重要食客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甚至是军事，换取上餐桌的门票——这个过程并不是必须的，尤其是先进的现代游击战可能长期不再需要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不用上餐桌也能吃香的喝辣的。
旧时代游击战争的和新时代游击战争最大的区别（包含特殊规律），就是经济范围的区别。
在旧时代游击战争中，经济范围和政治范围往往差异不是特别大。
旧时代游击战争的特点往往是“土地改革”有关，哪怕是一些正规战也和“土地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当然正规战大部分还是以土地控制权为主。
即便是海权国家，本质上也是跨海控制土地与土地上的生产，同时控制航路来保证自己的生产和压制对手的生产。
这个“跨越”过程，就是军事手段疏通“针对己方或者全局流动性”的过程——要想利用这个优势，就必须确保自己的稳定和效率，或者是压制对方的流动性来使得对方的总体效率因为流动性的降低而更难以吸引生产。
吸引生产的减少，那么整个对手的效率与资源的乘积就会缩小，就会居于劣势地位。
游击战要想取得胜利之所以更取决于“革命性”的很大一点，就在于游击一方往往处于军事战斗力的劣势，所以是无法通过压制对手的流动性来获取优势的。
因此游击战的一方就必须在“全局流动性背景相同”的情况下在其他方面取得优势，并且这种优势要转化为某种经济核心优势，这样才能逐渐击败对手。
而游击战如果具有革命性而且方向正确，那么它的军事手段更多的将会服务于“减少敌人封锁自己的流动性+保证生产安全以吸引资源”。
在旧时代的游击战中，这种模式通常体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保持基本的军事核心控制区。
2：在政治上提供许诺和保护，本质上是对内外部经济体表达自己内部的权力体系和规则，为交易安全做保障。
3：由于土地和生产高度挂钩，所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覆盖，本质上是针对那些土地上的人与社会。
效率/生产/资源基本上都在“土地”完成，而交易物资往往也以实体为主，因此政治扩张和经济扩张往往是基本同步的——因为你建立起的是另一套规则，而你的先进性往往要在利用和扩张流动性上体现，如果流动性限制于土地，那么经济范围也就基本等同于政治在土地上扩展的范围。
当然，在那些已经有现成规则的地方，经济区域依然是可以扩张的——比如说拿银元购买盘尼西林。
银元可以购买盘尼西林，这是敌人的规则，但你有银元而且你能进去的话（各种手段），敌人的规则依然能为你所用。
只不过当所有生产更多的局限在土地上时，要想吸引生产和资源进入到自己的区域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土地不能打包带走。
所以旧时代的游击战往往用政治为经济铺路，先说明交易的方便和你将获取的地位，然后让其使用自己的经济交易模式，扩大流动性（交易）。
只要这种模式能够更有效率，那么扩大的流动性就能够增强自己的实力——如果敌人也是同档次的，那么敌人就算总力更强大，地盘还是会被不断地侵蚀，就算敌人还能在军事上控制土地，经济上和政治上也无法把你驱逐出去。
如果敌人对你进行封锁，那么你也可以提高收购价和增加渠道来维持一定的流动性，并且在合适的时候能够不断地打破封锁——方法有很多，从正面突破封锁线到不断骚扰都可以。
骚扰的作用很简单但也不简单：给敌军造成压力，敌人如果也是依托于土地的基本同等级的敌人，那么这些敌军在封锁线上也必然在你的政治和经济范围内。
如果敌人在你的政治和经济范围内，他们又知道更好的交易，那么他们就会先把东西“屯着”而不是提供给你的敌人——这不仅会导致敌军驻扎困难，而且还会让整个周边区域的流动性降低，这里面的负面损失带来的负面感受将会由封锁部队承担。
依附于土地的敌人得到的好处将会大幅度减少，维持封锁线的成本就会增加，而要让别的地方来补偿封锁线，敌人内部的政治矛盾就会加大。
如果敌人采取强征或者其他高压手段，那么后续这些区域对你的流动性（交易）就会增加，你吸收更多生产和资源的能力就会增强（注意这个“对你的流动性”不是指你的部队去买，而是指你控制下的整个社会）。
长此以往，敌人就会逐渐失去更大的经济范围和政治范围——当对方的军事范围大于政治范围和经济范围时，敌人的衰败就是时间问题，因为军事利益高于了政治和经济势力，最终会导致对方军队陷入争夺有限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之中。
对方的军队就算没有被你直接策反也会在与你的战斗中十分消极。
如果敌人集中资源调集精兵强将，只要你能守住核心，那么对方就很难把政治和经济圈重新扩大——敌人精兵强将所获取的资源不是平白无故的，那些被冷落的军事力量今后就会更加的消极，你就能拓展更多的经济区。
到了一定程度后，依附于土地的敌人为了活下去就必须做一件事——从你这儿获取产品，否则自己就会饿死或者被裁撤，要么只能当匪徒去抢夺老百姓。
无论如何，他只能面临两个选择或一个结果。
1：投诚。
2：继续交易，但要获取新的交易筹码，比如说把自己上层发来的武器弹药用来跟你换吃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投诚只在已经政治和经济稳固的地方被接受，其他地方拒绝投诚（继续拿来换东西，想投诚都得有条件）
当然，由于对方也是依附于土地的人，因此投诚或者被俘后加入的士兵不能叫“俘虏兵”而应该叫“解放兵”。
因为他们也是曾经生活在旧体系下，承受更低效率生产和交易方式的人，你现在能容纳他们，他们也愿意加入——这当然不是“被俘后为了活着而帮你打仗”，而是对方带着他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加入了你，所以他们当然算“解放兵”而不是俘虏惩戒营。
如果两者都不接受，那么结局就是“本地的供给达到最低，需要主要依靠后面的补给”。
但是本地的居民已经彻底不是他们的自己人了，所以这些敌人军队又要当警察又要来打你，而这两个任务是不兼容的，而且军人比警察更昂贵。
所以要么那块区域的人可以在你的带领下反抗敌军，要么对方高压治安时你进行突袭，无论如何都更有几率取胜而且对面的总体资源损失一定大于你。
结果只有一个：被消灭。
简单的来说，你只要效率高于对方并且能保证安全，军事上能疏通流动性，那么“相同资源与生产模式”的敌人将会最终战败。
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总体战争的国家，游击战的军事总是更直接的服务于经济。
总体战：军事是政治的延续——为了权力重新排序或者再次强化。
游击战：军事是交易的保障——为了保证效率更快的变成生产，进而得到敌人的资源，它们结合后就是“生产力”。
通过上面我们就能理解到旧时代革命战争中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一般性没有变化，特殊性是“土地革命”与“交易革命”。
特殊规律统一到一般规律上，就是“利用土地革命增加效率，想办法增加流动性来让效率优势吸引生产，生产吸引敌人的资源，到达临界点后开始正规战，全面解放。”
所以“土地革命”是一个农业国家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敌人的“特殊规律”，并不是所有时代和环境下的游击战争都需要“土地革命”。
很多人把土地革命和本地生产交易革命当作了游击战争的不变的一般普适性规律——我也搞错了，所以失败了。
所以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是对立统一的，特殊规律更具有“时代性”和“环境特点”。
我因为没能理解这一点（实践出真知）所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他们依然都是勇士，他们的英勇牺牲也并没有白费，尽管他们幸存下来的人最后只获得了农业社会和小商品社会的生活，但那也比之前的日子好多了。
他们之所以只获得了农业社会和小商品社会的生活，就是因为我用农业社会的革命游击战争特殊规律应用在了现代，最后还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已经是一种侥幸，至少算是错误坏结局的好上限。
这说明了一个社会，一场战争，一个政权，在掌握它战略核心的“特殊规律”以前应该更为谨慎，而不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直接三位一体。
应该先从经济下手，而不是贸然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特殊规律——世界是很复杂的，时代性也是很复杂的。
那么，现在的情况下，一般性规律没有变化，特殊性规律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现代最大的变化就是“流动性所依附的东西”发生了巨大改变。
现代社会虽然很多地区别说工业化，甚至农业化都做的不太好，在我和大多数人的传统思路下都是“循序渐进，慢慢发展”。
也就是先农业做起来，然后工业做起来，一步步来。
然后我发现这是错的，是根本性错误——原来看书的时候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实践起来又永远想不起来，因为旧时代的例子和现在差太远了，而我们的“成功经验”的知识又停留在旧时代，所以没能完成现在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的对立统一。
因为游击战和任何组织的破局发展，它很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因为有竞争对手。
这个竞争对手大家应该这么想：对方的经济区和政治区是覆盖你的，因为现代的经济区不再需要依附于农业时代的田地，也不全是工业产品的航道与生产资源的运输。
所以你想要破局革命，就必须找到突破口，必须在对方的无处不在的经济区内凿开一道口子，提升效率。
这并不意味着你要在农业或者工业上超过对方，因为现代全球贸易下，大家都有各自的门槛试图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些对手试图用政治区和军事区大于最有效率的经济范围，这个时候他们对于国内的资源消耗往往是不太匹配的。
他们需要更高的税率去满足军事区大于经济区的资金需求，需要更多的税种和规则来平摊他们政治内部的矛盾。
这一切都导致在他们的经济范围中，他们浪费了很多流动性，降低了他们吸引价值生产的能力，进而减少了资源（导致生产所需的资源价格的提升）。
即便是对于那些军事区看上去并没有大于经济区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他们往往也在经济区内投送了大量的力量来确保“压制对手的流动性”。
这就使得他们的成本一样居高不下。
所以呢？你要打开突破口的第一步依然是“解放流动性”（解放交易）。
由于现代社会下，大量的流动性和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并不局限在一块土地上，所以真正产生价值的部分其实并没有那么明确，多数时候各种交易路径带来的效率反而更高也更重要——至少重要程度比“土地时代”大太多了。
而这一块也是建立在“土地”或者“工业”模式下现有的大多数主权国家及其管理体系下“额外剥夺”的最多的地方，也是税收和管制最多的地方——直接管理土地或者工业本身会触及更多的原有利益团体，所以从其他新出现的地方开刀会方便点，而流通方式总是层出不穷的。
结果“流动”的部分成为了重灾区，交易效率（流动性）大幅度降低。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那么其实“效率”“生产”“资源”的争夺其实是有限度的，因为主要力量体系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异。
而这些主要力量之间他们都是“旧时代”的，但是他们的经济覆盖面又经常是极大甚至全球，这其中也包括你的游击革命队伍的经济区域，你就是要利用这一点在这些“旧时代”上打突破口。
你一旦解放了流动性，解放了交易自由，那么对手建立起来的全球流动性系统反而就会从你的对手变成你的朋友，你会成长的比对手快得多，而对手的资源会流向你。
对手也许会限制流动性，就和历史上所有封锁游击区的行动一样，但是在现代的生产和消费关系下，哪个主要国家敢当出头鸟，那它同时代的同类敌人就会占据优势。
这就导致几乎所有的主要强大对手在面对一个正确的利用“解放交易”的组织时会是这么个情况。
1：小的时候它看不见——没对手。
2：大一点时它看不起——这破组织算什么。
3：扎根以后它看不懂——呦，这破组织怎么起来了？。
4：扩张加快它跟不上——卧槽，要死要死！！！
这话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
是的，这就是马云在说“企业要有危机感，要时刻打败自己”时的内容。
当然，你解放流动性当然不可能是掌握精确航路高瞻远瞩，设定什么新的一大批更高效率的规矩。
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的“我们当年革命战争是因为设立了好规矩”，然后就觉得是因为规矩让地方变得更好了。
这固然没错，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坏的规矩被打破了，比如说妇女可以在祠堂里面吃酒了，地主不能再一言不合就打人杀人了。
所以本质上说，我们在旧时代的胜利就是用一些好的统一规矩替代了一大串坏的规矩，规矩的总量是变少的。
规矩的总量相对于事件总量的减少是一种进步——这说明我们找到了一个更有效地平衡内部利益和权力的机制，不再需要在一大筐事情上都讲究“特事特办”，所以交易规则就简单了，流动性就提高了，效率也就提高了。
所以好规矩就是能减少规矩的规矩，绝不是“坏规矩换成好规矩”，如果每条坏规矩都改成每一条所谓的好规矩，那么实际情况就是流动性没有提高，所谓改变只是讨个口快和讨不同人的欢喜（拆东墙补西墙），它就没有带来什么实际效果。
革命战争不能是图个口快，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开茶话会，以弱胜强更不能靠“拆东墙补西墙”来完成——因为你不是在夺取一个成熟体内的权力，成熟体内拆对手的东墙是可以把你的西墙垒高而获胜的，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只拆了对手的东墙来相对拔高你，但代价就是大家都得睡在废墟里。
弱的时候连东墙都没有，怎么拆了东墙补西墙呢？
革命战争就不是击鼓传花，不是皇帝轮流坐——这是流寇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
所以以弱胜强大多都是一种进步，即便人们一开始没有找出原因也是一样，因为这意味着他“垒起了一面新墙，但是拆掉了两面难看的旧墙。那一面更省材料的先进一体化复合墙顶原来三面破土墙，照样可以遮风挡雨”。
很显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全球化越是放缓甚至局部倒退，就越加代表了某些国家或者地区的“流动性”降低。
而流动性的需求依然在，所以就等于给了现代游击部队更好的突破口。
此时会有大量的游离资源，游离资本，游离人才——所以现在那些真正的游击部队的“大学生”比例越来越多而且留存率很高。
那些被西方支持下的极端组织只有钱来维护这些大学生，最后反而这些人开始反击西方，他们想自己占地盘（因为某些方面的确有优势，可以独立存在），西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后不得不总是选择“完事后斩首灭口”来掩盖问题。
那么，现在最成功的游击队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的办法很简单：先把周围的复杂交易简单化，依托于一个愿意收留他们的主权国家“借壳上市”（一开始那个是不得不接受，后来真香）。
这是为了利用主权国家的“国际交易平台”。
然后这些游击队在自己的控制区内降税+简化税种+开设保密银行并让这些资本设立自己的金融平台。
最关键的是控制这个收留国家的证券交易中心，降低各种税金和交易费。
这个时候被其他规则限制的流动性就会开始进入你所在的地方——现在大多数列强不仅税率高而且税种复杂，还有层层盘剥，这对你是有利的。
为什么有利？因为你的“降税”甚至可以有时候不降低太多税率，而是只降低税种，很多在别国交易特别麻烦的地方你不麻烦。
在很多时候，那些有复杂交易需求的资本甚至会主动来交税，因为交税以后能得到更多的服务，接触到更多在这儿进行“保密交易”的人。
交税等于是“交易VIP卡”，大家当然踊跃交税——都是同行衬托的好啊。
那么你的政治和军事是干嘛的呢？
政治：这些组织应该保持管理体系的简单——但是他们并不是主权国家，其实就避免加入了很多条条框框，这些条条框框本来是外界“主权国家系统”强加给你的东西，你就必须派出很多人去打理它，这之中又涉及很多职务便利，结果就是管理系统复杂化，斗争加剧甚至僧多粥少。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你的政治能容易平衡吗？当然不能了。
如果这都不平衡，那么经济获利方面你能简单吗？当然不能，因为你得故意分好几条线路给不同的人“亲自监督自己赚的钱”，这当然就让整个流通过程变得特别复杂。
如果这样，你的经济优势也就不存在了，你也就成了无根之水，最后变成暴力抢劫——那些列强就是这么骗和强迫非洲国家的，一定要他们的官僚系统走“正规化，西方化”，不然就打他们。
人家非洲的产能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体系，产品本来就简单不需要那么多冗余的东西。
西方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来让非洲大多数国家没有高效率的政权的——人家只要扶持一些“复杂对他们有利”的非洲力量就能提早迫使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当局就范。
军事呢？
之前引用的马云说的话很好的体现了“商场如战场”。
但是“战场可不是商场”，因为战场不仅仅是经济行为，也不能空谈政治。
要想让自己的政治保持“尽量简单”，又要让经济行为得以保证，那么军事是必须要有的。
军事分为两部分：对内和对外。
对外部分：不对称作战体系，但要根据局势。
由于“游击经济区全球化”的缘故，这就导致选择革命地点的地缘情况非常重要。
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就选择的非常好——紧贴以色列，以色列人口少，无法组建一支同时可以特种治安战部队和另一支应对阿拉伯世界的常规大规模战部队。
由于常规大规模战是直接要命的，所以以色列无法抽出手来对付成规模先进的非对称作战部队。
而且由于非对称作战经验是非常依托于本地的，所以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和做好准备，那么对手非常难以划算的攻占——甚至几乎动用所有力量也不能。
以色列耗尽了弹药和援助弹药，结果06年没有击中一个真主党的高价值目标（还不是战略目标），而且死的人和真主党差不多。
当然，在他们对外宣传上，他们把很多被炸死的平民也算成了“拉老百姓作掩护的真主党士兵”，但是在他们的国防部战争总结报告里可不是这样的。
事实上拉平民当掩护或者穿着平民的服装反而会因为友军识别困难而降低作战效率，哪怕是非常差劲的游击队都很少这么做，原来有很多游击队这么做纯属因为没有中国制造——在没有中国制造以前军服是很贵的，他们不是不想穿是买不起……现在非洲游击队和民兵都开始正规着装了（不套个衣服，士兵跑出去开小差或者临阵打酱油你都认不出啊）。
说白了，以前不穿军服是因为穷，因为这样难指挥所以分散，因此就采取了没办法集中的打法。
2000年以后这样的事情基本就不发生了（义乌出击，衣服等于白送）——当然西方还是要这么说，毕竟越战的“遗产”舆论还可以留着用，这样就能多给自己杀死平民找理由了。
（现在士兵自己的而非心理战要求的自己的战地日记，基本上都没怎么打过穿着平民衣服的敌军，除非是敌后渗透的——问题是西方部队在敌后渗透的时候也这么干啊，那同等规则下，这就是西方士兵拿当地民众做挡箭牌咯？）
但是，这样的士兵必须非常的专业，或者不专业也要有组织（类似于哈马斯）。
这就需要钱，很多钱（真主党5000人的正规军的军费可以在一般军事强国里面养15~20万普通步兵。虽然06年没那么值钱，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和以色列1换1太不划算了——当时他们也没准备好，仗是莫名其妙开打的……然后真主党在一个月后已经动员了接近20万预备役，而以色列方面能投入的人却已经低于3000而且全国加美国爸爸紧急援助的两批弹药都打光了……）。
那么？钱从哪儿来？
这个问题在游击战下可以理解为：谁愿意给游击队注资。
伊朗确实支持真主党，可是他们在06年的时候就没那么多钱了，现在更没有（现在真主党的钱推测快赶上伊朗军费了，这是真的骚）
那么钱从哪儿来？光靠收税能这么高么？这么高还有优势么？
当然不是，所以要靠“捐助”。
谁来捐助呢？友好势力吗？
友好势力自己也要钱，哪有钱给那么多？
如果你聪明的话就立即明白了：那些在这儿做生意，不想被自己国家发现的那帮子人会出钱养你的军队。
在你小的时候，那些国家看不到你。
在你稍微变大的时候，那些国家看不起你。
而在他们看不起你的时候，你已经有了足够的“客户基数”，养几千人的精锐部队是小意思。
在你扎根了，他们就看不懂你了。
这个“看不懂”就是军事“对内”的部分，最主要的工作是“反谍”。
一般主权国家特别是有贸易往来+友好的国家，是默认双方内部会有若干数量的公开情报搜集人员，容忍一定比例的违法情报人员的。
这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在餐桌上吃饭，这也是互信的一部分（大家都是吃“卡流动性”这口饭的）。
但是在这样的游击革命组织内就不需要了，所以军事队内的部分最重要的就是“反谍”。
情报战最关键的是什么？当然是“钱钱钱”，有钱总能买通人的，这个不行就下一个，钱不够可以加。
在常规情况下，一个主权国家要想让自己的关键部门完全没有漏洞很难——本质上来说，就是主权国家没法给这些人发足够的钱，因为自己的人数本来就很庞大，而且对手也是主权国家，这就是使得“关键人员”能够获得得钱是可预期而且比较固定的，上涨比较困难。
可是如果是游击区呢？
那就不一样了：我的宗主国悬赏多少钱买情报或者拉拢人，我们就出多少钱补上。反正这边得管理更简单，步骤更少，关键人员更少——集中力量办大事，这点人的钱都是毛毛雨，这块安全区得保住啊。
所以这个钱等于是浮动的，而且随时浮动。关键是这些出资人是很容易团结起来的，因为他们都是“主动交税买VIP”所以很容易协调出各自该出多少钱弥补缺口——什么VIP等级出什么钱就行了，你交税越多当然是生意做的更大赚的更多啦。
这一点是最大的区别：你的“交税”其实是主动买服务，买服务的大小基本等于营业需要，营业需要大的自然多给钱；普通国家征税那是征收，大家想避税，大企业反而容易避税，所以真能出钱的和不能出钱的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
上个月，美国NSA花1000万买真主党内部的金融流向情报，只要个大略得就行了——买人家的导弹数据才花了不到这个的三分之一。
真主党：没问题，大家出钱，管这个信息综合的人每人工资提高到年薪1000万以上。
NSA花钱是拿预算的，预算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老百姓和资本那里来的。
能跑到真主党那儿去的资本都是被宗主国逼的，他们最赚钱的东西在真主党或者真主党推荐的人那儿，自然能出更多的钱（利润率大大提高了，因为在真主党那儿做生意等于说是降低了成本，直接纯利提升，在那儿做一年等于在宗主国做十年）。
所以偌大一个美国的其中一个哪怕是战略级的部门（甚至可以在美国内部轻松暗杀人），他们能拿出来收买人的钱永远赶不上真主党。
00年以前他们看不到真主党。
06年以前他们看不起真主党。
06年以后他们看不懂真主党。
11年以后他们跟不上真主党。
自始自终，西方花了无数力气，但是这几十年来，他们得到过的真主党的高价值情报基本可以肯定只有个位数（大部分还是早期得到的，当时都没人注意。以色列摩萨德跟了20年，连他们最上层的10个人的照片都不能确定）。
当然，真主党的目标也不是消灭美国，但是美国的力量正在逐渐被挤出去——尤其是社会和经济层面也被挤出去（政治层面跟着它们一起被边缘化）。
所以军事层面上，对外就是保证“核心地盘”，对内就是“反谍”——所以别觉得一些国家的人“反谍神经质”，这不见得是坏的。
这个对外还不需要一定做的很出彩，最低要求只要在对方突袭或者渗透之前把重要客户数据销毁就行——超过的部分都是社会组织扩张，是发展而不是图存了。
好，经济和军事说完了，又能回到政治上来。
这个时候你有钱了，你也扩张实际控制区域了，要提高稳定度该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开学校，开工厂。
解决教育+就业。
然后：控制区内本土人经营行为基本免税，最少也要免掉农业税。
（现在他们的扩张，包括在非洲的扩张第一件事就是“免农业税”）
由于有了外部离散资源的供给，所以真主党根本就不需要本地收多少税——这些钱基本送给黎巴嫩政府了，黎巴嫩政府也不得不跟着降低税率，这就更愿意让真主党留在里面啦——由于真主党使用这样的盈利模式，所以并不会和黎巴嫩政府有什么本质的冲突。
大家获利方法不同啊，不是一个行业不需要竞争。
你借你的壳，我当我的官——更有趣的是，由于这种增加流动性对于大多数内部还算运转良好的国家也有好处，虽然一部分钱少收了，但是企业强大了，同时也是绕过了现在强权制定的霸王条款（尤其是美国）。
所以……除了极少数几个国家认为真主党是恐怖份子，也基本都默认这种借壳上市，不刁难黎巴嫩。（现在咬定人家是恐怖的貌似只剩三个，以色列，美国，英国，而且英国都打算走人（对，连沙特都不是）——再过几年，全世界不承认真主党的就只剩下以色列和美国了……）
这样一来，其实全世界都在这个问题上反对美国，而且美国自己的资本也在反对美国。
大家一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美国不取得真主党的全面金融情报和社会情报的话，他们就连有效制裁真主党的手段都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内很多军方鹰派说到攻击伊朗的时候总是谈到应该先使用核武器洗人家人口的缘故（事实上是对包括周边几个国家进行核清洗）。说法上当然是为了“减少美军伤亡”，实际上是因为常规攻击很难取得长久效果了，就算打下来也控制不住——人家突然一声不吭的退出伊核协议也是因为这个。因为如果不退出，主动核打击就很难成立，尽管现在他们有一定迹象准备无视几乎所有国际条款了（不排除军方突然暴走使用他们内部可控制的小型战术核弹的可能性）。
（这次联合国核查小组居然有人携带炸弹进入伊朗核设施，用脚趾头想就知道谁搞的。）
当然，真的这么做了，那么一个武装组织能把世界第一强权逼到这个份上，损失那么大的利益，这已经是壮举啦。
不过无论如何，长远考虑还是要的。
教育可以培养新生力量，就业可以培植产业人群+更有组织性的预备役力量（预备役力量又能增加反谍能力）。
社会越巩固就越能提供更好的“本职服务”——现有的主权国家系统不会快速变化，所以这个生意还有的做。
同时这样的社会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么在常规日常业务上也能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一些竞争力了，尽管大多数还在军工和资源领域。
因为这么高工资，所以正规军其实很高比例都是具有高学历的人（人均至少大学本科）——这些人容易组织，能领会作战意图，思维变通，理解先进武器。
这样的人就能在实战中快速的了解敌人并且升级战术，然后普及给预备役和教外国同盟。
同时，他们中很多人也是技术专业的，战事越稳定，针对实战需要开发武器装备的时间就更多，能提出更好的指导性意见——也就是现在倡导的“平/战/研”。。
举几个例子：
1：弹道导弹技术。
2：巡航导弹（其实就是自爆大型无人机）。
3：抗干扰无人机（很多都是大疆，但是他们增强了扛电子干扰能力——他们的电子战能力是师承伊朗的，改装过的无人机以色列和沙特都干扰不了，但是他们却能干扰以色列和沙特的军用轻型无人侦察机……当然大型无人机缺乏足够的干扰功率啦，他们是纯非对称作战的特种轻步兵，重型装备缴获了也是送人的）
至于在资源领域：伊朗被制裁为啥还能这么轻松的卖得出东西？甚至有余力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和工业改革，成果还不错。现在大部分被严格制裁的那些比较常用的科技产品已经能自己造了（甚至出口）。
整体产业已经恢复到了严厉制裁前最好时期的80%，工业制造业已经快超了（也就是基本到了“西方不要钱一样的拉拢”的辉煌期的80%）。
所以现在美国一天到晚叫“要采取最严厉的制裁”，结果也许真能做到的就是把人家领袖的海外个人资产给封掉了一点点……
然后其他人都对“史无前例的严厉制裁”表示“我正在抠鼻屎啊”。
原来都那么多堵口没效果了，再叫叫最严厉制裁有什么用？原来感情就不严厉啦？都叫了十几年了，停下来喝口水吧。
欧洲：你丫不打一声招呼就退出了伊核协议，啥事儿都不找我们讲，当时还是你把我们拉进来的。然后制裁又起了副作用，TM坏处还要我们承担，以后难民还跑我们这儿来，你当我们冤大头啊？？？
特朗普：你们不是吗？
欧洲：我去你妈的，我看北约药丸。
默克尔：北约到底什么时候药丸？我等着呢。
马克龙：总之药丸，我可是预言大师，我早说过了，楼上你同意药丸就能药丸。
俄罗斯：甚好，赶紧的。
特殊规律总结：
1：现代游击战的经济核心优先级和原来不同，原来的土改时代是政治覆盖后才有密集的经济控制区。
现代游击战则可能对每个经济单元的管理都不会是全面的，重要的是“长处”，抓到一个部分的经营优势。
这就体现为现代游击战的“经济性”在刚开始时就很明显，不会和旧时代的游击战那样显得“政治化”很重——如果需要一个理由，那么什么理由都可以。
2：政治范围只是为了周边的相对安全和“借壳上市”和“远期常规生产效率的竞争优势发展规划”。其它的都是远期任务，近期只需要保证当地民众支持自己即可，这可以加强本地稳定安全和反谍工作。
3：军事上重要的是保护自身经济中的交易体，并不是某块“产区”或者其他固定的东西——因为现代经济活动的中间过程占据了“效率”的极为重大的部分，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优化本身占到成本和利润比例早就降低了。
4：如果用旧时代的方法来打比方，那么原来是一个市的核心区，半个省的政治覆盖区，一个到两个省的经济交易活动区（全部或者部分按照你的规则）。
而新时代的“根据地”则是：也许你的核心区刚开始只是一栋办公楼，但是你的政治覆盖区是全国。
经济覆盖区则无论前两者覆盖区的大小如何，它都是从这个组织出生开始就是“全球范围”——只剩下控制经济的哪些分类，地理区域限制相对重要性极大降低。
如果用一段话总结：现在打任何非完全的傀儡游击战，就都需要“全球经济视角”，并且重点服务于全球经济的中间过程，提供交易上的便利与安全保障。
这样一来，内部经济管理问题严重程度加速最快的那些国家的外逃资本，将会为游击核心提供极为强有力的资金资源保障——直接的主权国家军事援助反而效果还没那么好，完事儿还可能被灭口。
但是这样做尽量选择好地缘区域，应该在本来就混乱但有一定实力和重要性的地方，这样才能让所有派系“投鼠忌器”——而到了扎根的时候，资金支援已经很大，单一力量的绞杀已经极为难以奏效，可此时其他大多数组织已经没有必要加入绞杀战了，他们宁可看到那个自身经济出了大问题的人被拖后腿（就算是盟友也一样，经济出问题的盟友的联盟价值总是会快速且可预期的降低）。
不过即便在非关键地缘区域也更容易在早期时让对方“看不到”，所以依然可以存活（真主党教了好几个武装组织，现在都混的风生水起的，证明他们的这套办法确实符合了当前条件下的“特殊规律”）。
令人恐惧的是：他们在基本稳定了整块区域的局势，也就是西方直接干扰力度稍为减弱的时候（西方认为暂时安全了），结果他们在20年内就演化出了如此恐怖的适应策略。
这可能也是“伪装成很多国家的文明”的好处——西方主权意识只是作为条款性过程，但他们内部有那么多人和组织在近似文明和交易系统内，他们的系统看上去分裂但本质互相间交易成本较低。
这就意味着他们特别容易产生新的适应策略，而且发生在“主权与主权”之间的夹缝之中。
伊斯兰文明以前也是这样的，各个部族之间的夹缝产生掮客，掮客承担着实验新社会规则甚至制度的试验任务，成功后就会很快的普及。
可以这么说，他们完成了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整体组织制度的实验成本在他们那儿是很低的。
*大多数人对于阿拉伯世界的印象太老了，而且太脸谱化了。很多人甚至还认为那些地方都是宗教国家，但其实并不是的——在外人看来是有点像，但是仔细考察的话，他们的“宗教”大致上是服务于世俗的目的，而且把“全局内斗”容易利用的“整治正确”给封在了宗教里面。
结果他们那儿的“极端思潮”其实还不如欧美容易扩散（大部分所谓的“极端势力”大家想一想，其实都是西方直接支援的后果——西方只针对世俗阿拉伯国家，极端的都不对付，而且对付的手段往往就是培养极端势力，任何缺乏足够自保能力的国家都很难对抗这种培植，这和这个国家是否有宗教没有什么关系。）
总之，他们是和我们不太一样的文明系统，和西方差距也一样的大，所以我们看待他们的发展不能用我们的“熟悉路径”，而应该是用“发展的最基本原则+当前世界的特殊规律”共同推测。
如果我们用了我们的熟悉路径，那么我们就会犯当年西方判断我们工业化过程的错误。
现在远行的技术到了，等他们崛起以后，首次超级规模的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的碰面就要开始了。
（幸好阿拉伯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军事杀戮为乐的文明系统，主要以政治和经济胜利为主，这个和西方文明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机会和他们展开贸易和组织斗争。这至少比和那帮盎格鲁撒克逊贱种整天舞刀弄枪的要好多了——倒霉的是我们比他们先起来，所以现在盎格鲁撒克逊贱种要对付咱，这个时候人家阿拉伯反而可能抓到和平发展的机会也不一定呢……当然这至少比盎格鲁撒克逊贱种抓住同样的机会要好多了，要那样才真的是人类的血光之灾，上次工业革命占了点先机就闹啥样了。不能让那帮蛮夷再瞎搞我们小地球，否则迟早给他们玩烂掉）
发表于 2019-11-13 14:3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