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进化：李自成从黄衣黄甲，变成了黑衣黑甲

水库2019

金庸去世了，怀念的文章很多。



说三个小故事罢。



青年学生从军风波



1944年11月，20岁的查良镛，被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扫地出门，转去中央图书馆，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



事情与国民政府发起的“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有关。他的同学余兆文，讲述了大致的经过：



“金庸所读的中央政治学校，在这次招兵中规定：所有学生，不论哪个年级，也不管什么科系，都要有‘投笔从戎’的壮志和‘为国捐躯’的决心，自己先报名，校方后审批。这是国民党官老爷们搜肠刮肚，挖空心思，苦想出来的似有民主色彩的巧妙手法。……可金庸偏不报名，拒不参军。后果怎样呢？那就是你不参军，他们并不勉强，只是另请高就，滚出学校。”【1】



余兆文的说法，可以在军统局的秘密报告里得到印证。



军统局曾奉命调查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社会反响，其中有一段报告，言及中央政治学校：



“从军运动发动后，该校教育长程天放遂于某次集会时当众宣布此项消息，并当场征求各员生意见。因当时并无学生出面反对，学校当局遂以‘全校从军’消息公诸报端。其实该校学生中究有若干人志愿如此，则尚不得而知也。以是散会后，志愿与不愿者遂发生冲突而大演武行，学校当局事后乃以纪律制裁分别罚处，事件遂暂告一段落。现悉学校当局前因‘全体学生一致从军’曾签呈总裁报告一切，现已奉到批示：‘全体从军，其志可嘉，造具名册，听候检验’，最近校方又奉中央党部令：‘除志愿从军已签名者外，如不足五分之一人数，应以抽签决定’云云。但学校员生对此均无表示，惟有听候命令办理。其实有少数学生因其家长或本人之畏缩从军，已有借故请假者。【2】



蒋介石是中央政校校长。蒋发起“青年学生从军运动”，中央政校自然要紧跟步伐响应，这是“全校从军”的由来。但校方的决定，并未征求全体学生的同意，于是有了“志愿与不愿者”之间的武力冲突。



中央政校不同于一般大学。它是国民党培训政治人才的机构，免除学费外，还供给伙食费、服装费、书籍费及零用钱。军训是日常课程，且有训导专门关注思想状况。毕业后分配工作，行政系的去地方做科长县长，外交系的去驻外使领馆做随员秘书。总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学生一进校门，就是当然的国民党员”【3】。这类地方，自然容不得“不愿者”，于是又有了余兆文所说的“另请高就，滚出学校”。





图：蒋介石致电陈诚，命其研究物色青年军副军长、师长人选



查良镛的选择不是个案。



在全面抗战的第七个年头，受“战时应做平时看”教育政策卵翼多年的青年学子，多数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冷淡处之。军统局的调查显示，截至1944年11月中旬，中央大学“报名者虽亦有二三人，但一为图书室职员，一为原在军校毕业之学生，其余则尚无一人”；复旦大学“初仅几人，现在已有英语专修科9人，华侨先修班2人，会计室1人，连训导长在内已得13人，较中大（中央大学）、重大（重庆大学）略胜一筹而已”；江苏医学院“学生报名从军者，迄今尚未见1人”，朝阳学院“迄今仅有2人报名”……【4】



毕竟，上前线是要死人的。



在死亡的阴影下，报名参军的青年们，激情澎湃中常伴随着恣意放纵。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刘道元，留有这样一段记录：



“自登记编队至送入军营，（从军青年）一律皆由地方政府供给。始而衣服伙食住宿，继而烟酒肉菜娱乐，送入军营时须以车辆滑竿代步，勒索之外，又时时向人民抢夺。纪律之坏，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5】



作家王鼎钧曾报名响应青年从军运动、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获录取。他评价同龄人的这种放纵，说那“简直是死刑犯押往刑场的情景”，犹如罪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行使命酒店小二送酒、要饭店跑堂上菜、过鞋店索穿新鞋之类的“特权”。官方战后统计称，中国军队在抗战中伤亡了365万人之多，在日军已进逼至贵州独山的1944年末从军，青年们确实难免生出“赴死”这样一种心理。中央政校里，志愿者与不愿者之间的武斗，其实也是这放纵的一部分。



晚年的查良镛，在回顾这段往事时，对参军一节始终缄口不言，对离校的原因亦无固定说辞。或谓“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作‘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1998，与严家炎对话）；或谓自己反对学校“一听到蒋介石的名字要立正敬礼”的规矩，说那样搞像希特勒，“后来学校就把我开除了，说：‘你污辱校长。’”（2009，接受《时代周报》采访）





图：青年时代的金庸



两个李自成



1952年，香港《新晚报》的办公室里，查良镛与陈文统常常聊起他们少年时代痴迷过的武侠小说。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系列，规模宏大、想象奇绝，是他们共同推崇的对象。



远在苏州的李寿民，此时早已主动中止了《蜀山剑侠后传》的撰写。朋友贾植芳劝他“不妨写些农民起义的小说，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新小说《独手丐》遂以张献忠为题材，尝试将阶级斗争观念融入其中。卷首前言里，这位武侠名家检讨了自己过去二十余年的写作历史，作出公开声明：



“早在数月以前，我已将销行二十年，在旧小说中销路最广、读者最多、历时二十年而不衰、能够顾我全家生活的《蜀山》《倾城》等带有神怪性质的武侠小说，在当局并未禁止的环境下，毅然停止续作。……今后，我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6】



《独手丐》一书末尾，群侠浩浩荡荡汇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还珠楼主亦亲自上阵，为张献忠的残暴做了一番辩护：



“后人都说这班起义英雄是流寇，却不想那公私记载的作者是何阶级。……假使张献忠果如一班公私记载所说那么残忍凶杀，这班无甚纪律的义军恐早逃光了吧？如何还有数十万人生死相随呢？”【7】



稍后，陈文统与查良镛相继成了还珠楼主的同行——这件事情当中，有着陈、查二人未必知晓的内情。



1954年1月，太极拳宗师吴公仪与白鹤拳名家陈克夫在擂台上公开比武，引起香港市民前所未有的关注与热议（尽管打斗现场无异于乡野村夫乱挥王八拳）。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获得启发，建议在左派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来扩大销量、增加影响力。该主张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得到罗孚、廖一原等人的支持，并确定拿《新晚报》来做试点。【8】



1954年1月20日，在罗孚的动员下，陈文统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龙虎斗京华》，署名梁羽生。次年2月，也是在罗孚的动员下，查良镛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书剑恩仇录》，署名金庸。1956年，查良镛又在左翼媒体《香港商报》上，开始连载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



身在香港的陈文统与查良镛，就此与留在大陆的还珠楼主殊途同归。





图：梁羽生《龙虎斗京华》封面



多年以后，陈文统坦然承认，《龙虎斗京华》这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武侠小说，“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是有失偏颇的”，“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9】



1975年，查良镛开始修改《碧血剑》，全盘推翻了原书中的某些核心主旨。原书中处处以“义军”称呼李自成的部队，修订版里全部改为“闯军”；原书处处可见“自成如何如何”的亲切表述，修订版里全部改为“李自成如何如何”；原书的李自成军“都穿着黄衣黄甲，数十万人犹如黄云蔽野”，修订版里变成了“都穿黑衣黑甲，数十万人犹如乌云蔽野”；原书里的李自成心怀天下苍生，重情重义，修订版里的李自成及其部下，成了一群目光短浅的好权好财好色之徒【10】。



修订版甚至借路边老妇人之口，大骂闯军口号喊得漂亮，做起来却只剩祸民害众：



“李公子（指小说中的李岩），你这大骗子，你说什么‘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我们一家开门拜闯王，闯王手下的土匪贼强盗，却来强奸我媳妇，杀了我儿子孙儿！我一家大小都在这里，李公子，你来瞧瞧，是不是大小都欢悦啊！……”



相较1956年版，1975年版的《碧血剑》已是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1975年的查良镛，较之1956年，也已多了“豺狼镛”这般的政治外号。【11】





图：金庸小说《碧血剑》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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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与个人主义







1986年7月，在秦始皇的评价问题上，查良镛与首次来港的台湾作家柏杨，发生了激烈辩论。







柏杨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秦始皇很好；查良镛则认为，秦始皇是个独裁者，好战，焚书坑儒，“坏到透顶”，责备柏杨被人洗脑。【12】







此时，距离查良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笑傲江湖》完稿，已过去了17年之久。







《笑傲江湖》是一部对秦始皇殊无好感的小说。书中刻意借了甫脱地牢的任我行之口挖苦：“什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当我是秦始皇吗？”其实，从东方不败到任我行到左冷禅，个个都爱“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个个都想要做秦始皇。







王学泰在八十年代迷恋过查良镛的小说，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笑傲江湖》。他后来总结道：







“对大陆读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说对荒谬政治现象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揭露与批判是通过讲述荒诞的武侠故事实现的。……许多看似作者信笔写来的人物和情节都有其政治功能，如要掌握最高武功的‘葵花宝典’，都要“自宫”，变成半阴性人，这种带有寓言性质的情节，恶毒而深刻。……他不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还生怕读者看不懂、看不明白，他的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可与现实生活里的政治人物对号入座，……我想金庸小说之所以引起那么多各种年龄段的读者和不同社会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爱，其政治性是个重要的原因。”【13】







与《碧血剑》近乎回炉重造不同，查良镛对《笑傲江湖》的修订极少，且修订笔触从来不涉及小说主旨，这是他的一种定见。有时候，他甚至会担忧读者不能理解这种定见，常在前言后语里做些夫子自道。







比如，在三联版《笑傲江湖·后记》（1994年）里，他如此回忆《笑傲江湖》的创作情形立意所在：







“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本书没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2008年，在广州花城版《笑傲江湖·后记》里，他又将“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一句，变更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任何团体之中”。







当然，查良镛最重要的夫子自道，是他一再自称是个人主义者，且如此解释：







“所谓个人主义，是相对于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当权者假借国家的名义，宣称为了国家或公众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他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个人必须为国家而牺牲。所谓国家高于一切，就是政府高于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权之人高于一切，生杀予夺，为所欲为。个人主义者某种意义上，其实便等于是人权主义，也就是民权主义。”【14】







有了这样的理解，查良镛自是不能认同柏杨对秦始皇的褒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