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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3 14:33: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color=rgba(0, 0, 0, 0.298)]原创: [color=rgba(0, 0, 0, 0.298)]肛门里拉出个电锯 [url=]水库线下[/url]
  前段时间,我在知乎上写过一个回答。
  提问者的问题是:美国肥胖问题为什么这么严重?
  大多数回答都是:因为美国人爱吃甜爱吃油,所以胖了。然后列举了一堆美国的“热量炸弹”。
我的回答是:本质是因为美国的税制问题——美帝的“冠心病”,让全美“循环不好,喘不过气”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税。
原答案在这里,有兴趣可以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564352/answer/811496406
回答主旨很简单。
美国的地方税制订时美国各州自己的裁量权非常大,别说税种的税率差异,连报税模式差异都很大。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供应链越多,产业链越长,物流跨州的企业就越是难办。
  
  这一点在我们国内也可以部分感觉到,比如说各地的行政令和地税有一定差异,特别是行政令的差异更让人头疼。
  把我们国内的这种头疼放大成千上万倍就是美国佬的头疼。
  供应链越多,需要涉及的中间公司就多;产业链越长,报税就越复杂。
  两个加起来,再加一个跨州,复杂度几何级上涨。
  跨多个州,那就再上涨一回——如果其中有一两个州改变了税收策略,那么这条供应链的其他地方可能也被牵连。
  
  这改一次的成本是非常可怕的,甚至可能导致原来划算的上游或者下游突然就变得不划算了。
  一咬牙,干脆不划算也接着用,不差这么点钱行不行?
不行,因为你必须得“算出来到底花了多少钱,以后花多少钱”——成本和消耗的时间在“算出来”这件事上就已经忙的昏天黑地了。
你能想象一个“跨一个州的时候,就几乎每一个大一点的供应链都要在过程中在企业内搞一个税务公司”么?
靠外包当然可以,但是外包公司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们只能擅长某些行业的特定部分,但是社会上的企业却是千奇百怪的。
在这样的体系下,任何需要跨州甚至横跨全国的“半成品供应系统”的公司就最难受了。
如果是成品到下一个州去卖,那么报税成本本身好歹还是容易计算的,因为这本身大多数只是“经济账”。
但是如果是半成品或者原材料就没这么好办了——尤其是大公司面对州政府的时候。
州政府不是傻子,他们当然知道在半成品或者原材料上“介入”对这家公司的影响将会是极其巨大的,这可比对终端产品加点税要厉害多了。
正因为如此,州政府当然可以让具有这些特征的企业“多让步”——确切的说,是州政府+州内两党。
三户人家一起争抢着吃。
如果你作为企业,你该怎么办?生意不能不做啊。
那就简化供应链和简化原材料需求。
原来三个菜能做成一个吃的,现在就用一个。
  原来三百个辅料能做三十个口味的,现在削到三十个。
  
  只要我不太落后于对手的口味多样性,那么我就应该尽量减少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种类需求,尽量使用少数的大宗产品。
  甜味基调如果能只用玉米糖浆就都用玉米糖浆。
  甜味太厚重的话,就算加柠檬酸来压也不用葡萄糖浆。
各种辅料就更别提了,能在一个州内部的大工厂里面尽量简单的生产并且大宗的运出本州就再好不过了。
这一方面可以降低我的报税复杂度,另一方面我生意做大,我就能把沿路各州的官老爷打点好了,官老爷也不会怀疑什么——前提是我做的东西足够简单,足够单纯,没有怀疑的空间。
很巧的是,搞食品的同行也都是这么想的。
毕竟在这样的体系下开辟多元化口味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还不如想办法多加油多加糖来的实惠。
美国人的舌头也不傻,身子也是人类的条件。
人类除了油和糖刺激以外还需要饮食多样性,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快感”——或者说是竞争力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不是技术和地理条件的限制,食品企业甚至连锁饭店都不可能靠“单纯的油糖取胜”。
道理很简单:加油加糖本身到一定程度也是“规模不经济”的——这里指的是研发成本。
毕竟用天然的食物和味道来创造多样性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确实容易许多,要想单纯的用少量原材料模拟多元口感是很复杂的。
关键是这里也有竞争,当一个企业可以用少量原材料制作多种口味的时候,其他公司也会学会。
大家都学会了,那么这个科技优势实际上也就不大了,要创造多样性还是得靠物流,得靠供应链,能多掌握食材的就是占优势。
所以,要想让一大票食品公司都选择“单一化”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越多样化,成本越高”。
诚然,规模经济确实会让“少原料多口味”被促进,但是造成如此极端的情况是不可可能的——因为原料本身的生产和运输过程也是规模经济的。
少原料也会在商业的推动下产量慢慢提高——只要到了大规模生产的程度,食材这种东西提升规模带来的优势就会降低,也就是边际收益大大降低。
  所以持续性的食材种类降低带来的口味多样性降低,必然不可能是因为正常的商业利益导致的。
  即便是在技术上有不可逾越鸿沟的前现代,那些食物种类匮乏的地区也依然想尽办法增加食物的种类。
  客观上吃不着只是吃不着,但在吃的着的范围内是要尽量吃到的。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有某个东西,可以在增加食材的时候,无论这个食材的供应量多寡都能增加一道很高的成本。
  你用1000份成本是200。
  你用100份成本是150。
  只有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导致全局性的食品多样性降低。
  这个不可能是因为税率导致的,因为如果单纯的是因为税率。那么1000份的成本200,100份的成本应该是20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根本就不影响食材多样性,只是影响了食品的平均价格而已。
  所以这不是单纯的税率问题,这一定是“固定门槛”,是“保底消费”。
  在这件事里,这个门槛显而易见就是报税成本——无论多小的供应链,要想玩起来就必须跨过这个门槛。
  1000吨的糖浆出200,两瓣大蒜却要100,因为人家要你算出来,成本最低就是100。
  要是你树大招风引人注目的同时又能大规模采购(政治交易,比如说献金和提供就业),那么1000吨糖浆只要出50,两瓣大蒜交易却因为树大招风涨到300(惨遭杀猪)——美帝无论是地税还是联邦税务,其独立性都很高,所以美国的税收本身就非常的“选择执法”,很多时候大企业都得靠花钱买官才能保证自己不被坑太大,但也只能保护一个小小的局部。
  
  两颗大蒜固然能让口味变得多样化一点,问题是这样值得么?中国人吃大蒜最多,但是中国绝大多数大蒜都是一个地级市旁边的镇子生产的。
  就算是全中国的量加起来的一个小镇,如果放到美国去,这个小镇能对付得了州当局么?
  也许在非吃不可的时候还能对付一下,因为大家只能舍命买大蒜,然后想着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大蒜或者干脆以后有什么办法不再用大蒜。
  美国的食品工业很早就是由少数巨型公司把持的,树大招风完全没得跑——所以他们一起减少口味和原材料多样性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绝对不是因为美国企业串通垄断——因为就算真的串通了,大型企业的管理也极为复杂,利益相关方很难考察每一个产品,尤其是大规模多产品的制造业。所以就算是下面的产品部门开始搞花花肠子提升业绩,也能把这个“串通”给搞垮了。
  时至今日,美帝已经在给小孩吃蜡烛条一样的东西了。
  我不知道那个蜡烛条叫什么,反正卖的很火,凝胶做的,吃起来像是加了奇怪甜味剂的劣质蜡烛(口感介于蜡烛和肥皂之间)。
  只有一股很短促的刺激性甜味,无论从任何文明的口味来看都算不上好吃,甚至是不能吃。
  
  但是它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便宜。
  便宜有什么好处呢?小学生和初中生会买来吃。
  小学生和初中生买来吃的好处:让小孩子和青少年更加倾向于一种有别于比较天然的“多样化口味”,为可预见的未来市场铺路——问题是,为什么会铺路?如果方向错了不就完蛋了么?而且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做?这就说明这些企业对于外部环境有一个共同的预期。
  人类的味觉习惯是可以培养的,而其中以“模式化的多样化”最为稳固。
  如果一个人从小吃某个“系列”的味道,那么这个味道之中的“配比”是会成为习惯的。
  在有习惯的“系列口感”的人,在接触一个新食物的时候,越是接近旧习惯就越容易被接受,越是偏离越难接受。
  如果天然食物在正常竞争下必然尽可能产生大量的“多样性”,口味和口感的涵盖面会更广——这也意味着除非有极强的技术优势(做饭也是技术),否则很难取得决定性优势。
  但是如果在多样性门槛很高的时候,那么企业只能采取另一种办法——干脆从小开始培养一种特殊的口味系列,以口味单纯化为主线。
  只要从小吃了尽量单一又和常规饮食系统性偏差很大的食物,那么习惯就会养成,至少吃同一个分类的食品就会形成很稳定的偏好。
  比如说那个“蜡烛棒”,它的重点就在于“蜡烛口感”+“咀嚼时才会释放的刺激性甜味”。
  
  这种刺激性甜味比较类似于国内21世纪初到2010年以前的一些“儿童饮料”,大人喝的时候会感觉很割嗓子,后来这些饮料大多数也消声灭迹了——之所以那个时期国内会有那么多恐怖的儿童饮料,恰恰就是因为那个时期我们的一些国内企业在大力学习美国的食品企业。
  这个“割嗓子”对于大人来说是一种“不习惯”,而不习惯并不表示这个味道本身就是不可以被没经验的人接受的。
  你让从小喝“割嗓子”的小孩去喝天然果汁,他会觉得味道很冲。
  
  对于老一辈人来说,这个“冲”是一种香;而对于从小喝割嗓子的小孩来说,这个“割嗓子”是加强吞咽感觉的好东西。
  
  这种“割嗓子”的甜在自然界里是没有相似的东西的(和蜂蜜的辣嗓子是两回事)。
  哦!我想起现在还存在的一个有类似甜味的小孩饮料,但是名字叫什么死活想不起来。
  瓶子小小的,葫芦形状,上面印着一个猎兔犬狗头(经过询问知道是什么牌子了,不过我觉得还是别写出来比较好)。
  你把里面的奶味,酸味,果味全部去掉,只留下劣质青苹果糖+甜度翻好几倍,这就是那个美国蜡烛棒的味。
  还有:如果你去美国买那个蜡烛条一样的糖,可能会有人觉得又割喉咙又甜的辣嘴,但另一部分人吃起来会觉得“就一点点甜,但吃起来有一股自行车轮胎烧焦的味道”(我尝起来就是自行车轮胎味)。
  
  很显然,从小接触这样的味道,将这一整个基于“自行车轮胎味”的东西变为习惯,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接受“正常的食材进行多样化形成的口感”。
  这样就完美地适应了“单一工业化口感的味道复杂度上升缓慢”的客观环境——有轮胎味才是正常的,其他食品都得绑定“轮胎味”,不能绑定轮胎味的都是怪异的。
可是……自然界里哪有轮胎味的东西?
好吧,也是有的,比如说橡胶树……但是我觉得没人会去吃橡胶树。
这个“小孩子的便宜零食改变口感”的事情在中国也是发生的,最典型的就是“辣条”。
只不过辣条依然是一种味道十分接近“自然味”的东西(只是复杂度提高了),尽管做的确实极端,但是这种偏好养成以后不会形成很明显的适应其它味道的门槛,最多就是以后更能吃辣和更喜欢混合香料。
辣条核心的味道其实不是辣和香,辣条的本质和中国的大多数地区的传统底味是一样的,这个味道就是“黄豆及其衍生产品”(酱香和大部分中式清香也包括在内)。
  所以辣条并不是一种“从工业到更简单的工业”的产品,它归根究底仅仅是把复杂的味道用更简单的方式生产了出来——这和美国食品企业的做法是本质不同的。
粗暴点的说。
中国辣条是将原本不容易获取的复杂味道找到普及化量产技术的食品。
美国蜡烛棒则是“主动降级异化又简化”的产物。
辣条:“在一个味道要求很高的地方,大家竞争太激烈,辣条另辟蹊径。节约了基材的资金投入到辅料,既保证了大部分味道的复杂性又降低了成本。”
蜡烛棒:“虽然原来味道要求也很高,大家的竞争也很激烈,但是有一道门槛把大家的供应链成本都框的死死的,所以味道升级占领市场是不划算的,我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用少数主料制造产品,打价格战和政治战(一个料用的越多,越是在州政府这儿卡竞争对手)。”
  
  如果抱有比较“大众”的考虑方式,那么就有可能认为这是以下几种原因造成的“食物复杂性降低”。
  1:单纯的技术问题,比如说我以前写过一个回答“为什么欧美人不吃杂碎”(当然实际上很多国家是吃的)。
  我的回答是:只有1910年到1955年这段时间内完成全面工业化和现代物流的国家变得不吃杂碎,因为他们养殖和中远距离运肉的成本降低,但是冷链物流(冰冻运输车)的技术尚未成熟,而杂碎腐烂的速度远远超过肌肉和脂肪组织,所以在冷链物流成熟前就发展出工业化大规模养殖的国家是缺乏足够的杂碎分销能力的。
  这个食物材料断代因此也就超过了30年以上,这足以导致两代人的饮食习惯发生偏移。
  大规模工业化(含养殖业)必然造成大量城市化,城市化又会带来食材物流的平均距离增长,而城市化又会让更多人住在城市。
  综合下来,就是人口中大多数人发生了饮食习惯发生偏移和断代的成因。
  饮食习惯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如果加上了某些特定的饮食偏好(通常和优越感有关),那么就很难再去吃一些被认为是“不干净”或者“低等”的东西。美国人不吃杂碎就是因为奴工(虽然那个时候名义上废奴了)和低级劳工可以就近吃到那些杂碎,所以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优越感就将自己原来还吃过的东西定义为“低等食物”。
  这一点就好像我们看那些吃虫子的饮食文明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个论点放在本文的情境下是不对的,因为技术已经跟上了,而且也不需要开辟多少“新的可怕的食物”,反而情况是本来就可以被接受的食物也减少,甚至味道复杂性也降低。
  同时,即便是因为技术没有跟上的情况下,那些被迫吃更单一食物的人也会在这些东西上进行再次深度开发。
  比如说“牛肉几成熟”就是在冷链物流尚未开辟但肉类因为工业化养殖增加的时期的美国小型城镇的劳工群体里出现的。
  牛肉原来都是全熟的,但是煎牛排全熟还要嫩是非常难的,既消耗时间又考验厨艺,一旦出现小失误就会造成牛肉变得和轮胎一样。
  在肉排变得廉价以后,单从食材成本上劳工群体已经能经常吃牛排了。但是矛盾点在于:食材变得便宜是工业化的结果,要做的好吃的厨艺还是不能少。
  简单来说就是:劳工能承受得起肉排的价格,但是承受不起人工服务费。
  特别在小城镇缺乏好厨师又缺乏消费能力的情况下,逐渐就有类似于现在“食堂”级别的餐馆发现牛肉半生也可以吃,危险程度也完全可以接受(工业化养殖也会降低寄生虫风险,虽然一有风险就是一大片)。
  
  于是这种 “几成熟”的加工模式就越来越普及,成为了我们今日最为熟悉的牛排制作方法——当然牛排依然是全熟并且保持鲜嫩的厨艺到今日依然很值钱。
  虽然杂碎因为技术限制带来的“地位鄙视”的原因在美国基本消失了,但是牛肉吃法得到了大大加强。
  这个过程就和辣条的普及很相似,只是辣条变得是主料,而半熟牛排改的是辅料和制作的中间过程——整个产品本身都降价了。
  辣条的“原来复杂,后来简单”只是技术可批量,它的味道没有变的简单。
  这一点在牛排上也是如此,半数牛排只是更方便,但并不表示它比全熟牛排难吃太多。
  至于生产技术么,全熟牛排原来需要厨师自己拿捏火候,考察牛肉的含水量以及熟成等模糊数据来确保全熟牛排也能鲜嫩,现在就有技术可以大大简化这个步骤——低温慢煮机出现了。
  
  这么说吧:辣条和川菜的关系,就好像低温慢煮机牛排和传统全熟高级牛排的关系。
  
  低温慢煮机可以低温温水加热套了塑料袋的牛排,让牛排长时间处于一个60~80度的区间,这个温度足以让蛋白质凝固(熟了),也能杀死绝大部分肉类里的寄生虫。
  等牛排熟了再拿出来煎,就能让牛排全熟而鲜嫩。
  当然了,这个慢煮机搞出来的东西过于“匀质”,口感还是不如新鲜的好师傅做出来的全熟牛排,但基本上已经接近。
  关键是这个东西是可以大批制造牛排的,而且慢煮机生产成本非常低——这和辣条接近川菜的方法差不多。
原来辣条口味的川菜是高级货,高级川菜的复杂的香料和多层的麻辣大体上还是保留在了辣条中。
  (对了,低温慢煮如果各位没尝试过的话可以试试自己做,在家里用还需要买一台食品塑料袋封口器和一些食品塑料袋。除了肉类还可以做三文鱼等大多数需要鲜嫩口感的高蛋白食物,不过家用低温慢煮机在烹饪较为危险的肉类的时候,最好选择低温法杀死过寄生虫的肉类,不要使用那些农贸市场里面的鲜杀猪。这种机器做出来的食物比较嫩而且比较鲜,家里小孩子比较挑嘴的可以考虑弄一个)
  
所以技术限制导致退步是站不住脚的——就算真的某些食物被迫消失了,新的食物也会开辟出更复杂的吃法,食品工业也会随着食物制造技能的成熟而继续进步,一般不会随意开辟陌生吃法。
这就好像薯片公司搞怪了就搞个“咸蛋黄味”“酸奶味”,本身也是要跟随食物加工技术走得(就像餐馆或者家常菜之类的复杂人工加工,食品工业大多只是批量化和流程化)
新搞一个全新的口味风险实在太大,而且收益很低。
  
你能想象一个公司开发出一款“福特经典款跑车的刹车片味道”的薯片么?
食品公司的一个能大幅度脱离正常饮食,要么是“胸有成竹”,要么就是“无心插柳”才有可能。
胸有成竹和无心插柳如果能够普及,它必定会有一次“爆红”过程,否则维持分销就不划算——非常小公司和非常小的地方性产品例外,比如说贵州有一些小地方就会自产一些非常麻的辣条给本地人吃。
很显然“蜡烛棒橡皮糖”并不具备此类条件——它本身就有前置产品(一种很长但更柔韧和更有味道的长条橡皮糖,类似于国内的旺仔QQ糖或皮筋糖),前置产品的味道更丰富;前置产品的生产线略经改变就能生产“蜡烛棒橡皮糖”;蜡烛棒的普及过程并没有爆红;蜡烛棒是全国性产品。
因此必然有一种机制,它要么补偿了“蜡烛棒”的制造与销售的风险成本,要么是扩大了“非蜡烛棒思路”的其他产品的制造与销售成本。
很显然,没有任何机制补偿了蜡烛棒的制造和销售的风险成本,而且此类食品在美国越来越多,因此只能是后面一个原因。
无心插柳可能性也很低,因为蜡烛棒糖只是冰山一角,不可能大家突然集中在这二十来年突然都“撞大运”的开发出了这样的奇葩。
2:某种技术的成熟造成了某些单一食品的加工优势,所以大家都选择了这一做法。
仔细想想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即便大家都倾向于某种主材或者辅材,那也不会降低食品口味与食品中食材的数量。
  我们身边就有鲜活的例子:酸菜鱼。
  我们最近几年发现酸菜鱼店变多了,甚至连很多廉价餐馆也开始做酸菜鱼。
  做酸菜鱼的鱼一定要刺少肉嫩的,这种鱼虽然也不少,但是国内便宜鱼的种类里能做酸菜鱼的都不便宜。
酸菜鱼不能用一般国内常见的廉价但刺多的鱼,因为舌头麻了以后不敏感,鱼刺就会卡死人。
  所以在哪怕五年前,酸菜鱼相对来说都是一份正式的菜,不会太便宜更不会出现在一般的廉价盒饭里。
  现在酸菜鱼变多的主要原因,是越南工业化程度高了。
  八竿子打不着关系么?并不是,因为东南亚有一种鱼,现在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这个鱼叫巴沙鱼,经常冒充各种鱼。
  由于水库朋友大多很有钱,可能没见过这种贼便宜的鱼。
  这些鱼一般在超市里冰冻出售,长得有点像银鳕鱼肉,价格在国内大概是十几块到30块不等,很嫩,吃起来是海鱼味。
  不过呢,巴沙鱼其实是一种淡水鲶鱼,对饲料的要求不高,水质凑合即可,对水体氧含量要求也不高(这个很重要,降低养殖风险而且养殖密度很高),但最好水温热一点,只要吃的给够就长得飞快。
  吃东西多未必要求农业工业化,毕竟如果赚钱了可以外购农业器材等。
  但是有个坎儿是必须迈过去的,那就是工业化流水线加工和物流,否则鱼肉还没卖出去就坏了,那就没钱买农业器材了。
  巴沙鱼是有很多肥油的,那个肥油不好吃,所以卖出去以前是要刮掉肥油并且手工挑拣一遍的。
  对于这样腐坏很快的鱼类,要想成批量去掉肥油就必须要用高效率的流水线,而如果没有大批熟练的职业工人,这样的流水线也就不可能建立。
  这样的流水线工人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在一个国家里建设起来的,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结果。
  越南就在“养殖条件合适”+“工业化程度达标”+“人工费便宜”的综合作用下,大规模生产出了巴沙鱼。
  大部分巴沙鱼也被运往了人口密集,食材需求量大,运输成本低的中国——越南生产了这个世界上80%的制成品和半成品巴沙鱼产品。
  于是我们就吃到了比猪肉和秋刀鱼还要便宜的巴沙鱼,甚至还用巴沙鱼来冒充鳕鱼依然有很多人买账——虽然便宜,但确实挺好吃的,就好像花甲也很便宜但也很好吃。
  这个巴沙鱼味道还算鲜而且容易进味,刺少肉嫩,块头还不小,这就非常适合做酸菜鱼。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酸菜鱼做的越来越差了么?并没有。
  同等价位下酸菜鱼做的明显比以前进步多了,口感更好了——因为有了更广泛的竞争,口味竞赛促进了这道菜的技术快速进步,大大超过了平均进步速度,你看红烧肉的进步就比较缓慢。
  所以于情于理,一个食材的大大增加不仅不会降低其口味复杂度,反而会大幅度提升这一分类产品的技术含量,甚至连它的竞品的技术也要提高。
  巴沙鱼酸菜鱼牛了,大排档传统烤鱼明显受到了竞争,嫩烤鱼越来越少,酥脆越来越多。
  人类对于好吃的东西的种类是有永不停歇的追求的,一个好吃的东西只能被很相似但更好的东西部分取代,但那一方面需要这一原料具有绝对优势,另一方面还需要这个原料可以完成几乎全面的替代。
  同时在旧材料被完全替代以前,它一般也发展出了差异化的成品继续存在——但是蜡烛糖和橡皮糖以及一大票类似产品在美国却可以低差异化存在,差异反而是越来越难吃,好吃的丰富的反而在停产和涨价(不是我的口味问题,美国人也这么觉得)。
  一般来说,一个原料变得很便宜只会导致制造倾斜,但不会产生整体性环境衰退。
  菜油多了,不会导致我们很多菜不吃了,反而还开发出了更多的常吃的菜,比如说番薯叶子和大部分野菜都和猪食差不多糙,多加菜油炒着吃就很香(最好是猪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发现:美国食品企业现在的做法是违背商业竞争规律的,也是缺乏商业理性的。
  一大段时期都这么做的情况不是没有,但是那样的企业会被竞争对手做掉,这算是一个战略性经营失误。
  在美国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只能是一种原因:使用多元化饮食的策略被人工加以了持久而且强力的干扰,使得多元化饮食的经营风险不对称提高,而且这种不对称提高的程度在增加,同时这种增加还在绝大部分企业的预期之中——所以他们为以后的“更劣质”铺路。
  美国企业选择了一种“主要加工都在一个大厂,而且尽量使用少数原料”。
  比如我们拿一罐最常见的美国烧烤酱料,你就不难发现这些产品里用的基本都是玉米+番茄+槐豆以及他们的衍生产品。
  为了增稠,其他国家大部分使用别的更便宜的材料的填充剂,而美国选择磨碎玉米的外壳或者费很大力气去提取番茄的纤维素——就算旁边的州就有更现成更便宜填充剂也一样。
  (美国的烧烤酱甚至不如英国的好吃,虽然我比较喜欢蜂蜜芥末味)
  这个现象其实在别的国家的“政策波动很大”的行业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在我们当年各省还没能统一基本的商业法和地区税务的时候,大部分公司甚至国企也是这样的。
  因为只有不出省界采购甚至多元化采购,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降低最根本的生产风险——这一亏可是亏特别大的,而且自己还没得控制。
  
  而现代的任何工业制造,其流水线对于原材料及加工过程的固定性越强,越是高效的设备也一般越是如此。
  所以对于高效率的制造业和食品加工业来说,他们对于原材料的供应的底线安全是极为敏感的。
这样的制造业(包含食品工业),他们对于税率的高低承受范围还算大,对于税务的复杂度也有一定的承受能力。
  但是对于税务政策和其他政策的不统一甚至频繁波动和“不规矩”的耐受能力极低。
  所以对于一个大规模的现代高效率高竞争力的制造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基本经营与交易规则统一,地方性政策尽量波动小”的经营环境。
  其它问题或多或少都能解决,但唯独这个“基本规则+波动性”是超越商业和制造业能够解决的范围的。
  
  而美国的体系,恰恰就是一个“基本经营与交易规则的很大一部分是地区具有改变或者选择执行力度,同时地方政策波动极大”的环境。
  
  所以美国的体系就不合适“集中力量办大事”。
“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不等于“压着你的脑袋干活”,它本质是基于“尽量在同一个基础规则下办事,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知道怎么一起办事,办事风险有多大”。
  虽然所有国家都有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会导致不同的地方还是会有不同的规则和选择执行,我国的企业家也经常抱怨这个。
  
  可是美国的情况要远远比我们严重得多——我们往往是执行有问题,但是问题大了会惊动很多人,问题就很难不解决(尽管可能会长时间撕逼);而美国呢?美国是基本规则,甚至基本宪法里面就确认这是没问题的。
  这样一来,一个企业跨州就很难,跨多个州就更难——分销渠道瞎搞,企业有办法应付,大不了不卖了。
  但是生产原料供应配合高效率高定制化的流水线以后,生产原料的供应本身变得极其重要,而美国的地方当局知道这一点。
  于是“合法勒索”就开始了,而且是层层设卡。
  小企业可能还感觉不到,因为他们的供应链还没能那么综合上下游也没那么大。
  但是对于那些中型和大型的复杂生产企业来说,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了。
  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限制条件——当局对于任何一个需要广泛全国内往来的某个行业的了解程度。
  敲诈勒索的第一步就是“了解你的敲诈对象”,看都看不懂是无法敲诈的。
  只有了解了敲诈对象,知道了它越来越多的弱点,敲诈才能更有效率的杀猪。
  所以美国各州当局率先学会的是哪个行业呢?当然是传统强势行业。
  第一个是食品加工业,第二个是大型工业制造业。
  我们大多数人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第二个,是美国大型制造业的落寞,特别是汽车制造业。
  这里面的典型例子就是美国汽车被日本汽车给干了。
  用一些比较大众的说法,那是“美国汽车企业不思进取,跟不上时代节奏,故意守旧拖延,最终被更能响应市场需求的日本企业给压下去了”。
  还有一些说法是“用工成本高,劳工闹事搞不了新东西”之类的。
  关于大众说法,其实我们不难找到其中问题:当年的美国汽车企业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甚至在不断想法设法改变。
  而且在这以前美国人是老玩肌肉车和大排量,但是这些车的更新换代速度一点也不慢,完全就不是所谓的“不思进取”的企业。
  技术和设计能力就不用说了,美国车企几乎是完爆当时的日本企业,放到今日其实也是有很大技术优势的。
  
  至于用工成本高,工人闹事?
  以前美国汽车企业可以用暴力镇压,二战后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美国企业只有能力镇压一种工人活动——真的工人的暴动。
  美国二战后的工人起来闹事,真的是工人运动么?并不是。
  他是美国各州地方当局带起来的——所以美国企业寻求当局来帮他们,这可能么?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二战后的汽车开始走向更具有效率的生产模式,远不是当年福特开创流水线时代那么简单。
  每个地方都应该有不同的子部门生产,供应链变得特别复杂而且急需更高的效率,中间半成品的制造和流转过程(包括核心流程)不能再在一个州完成,而且各个供应链之间还没有可以快速替代的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总公司也许还能在几个州谋求全面利益保障,但是那些子供应链在不同地区就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美国汽车企业要想开辟“制造管理过程复杂”的汽车时很困难。
  日本呢?当时的日本恰恰相反,他们可以节约资源,全国的基本策略统一,总公司在日本的影响力大就等于在全国各个地方影响力都不小,地方是不敢顶着上面人的意思去设卡的,最多只能是“揩油”。
  
  这样一来,日本的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波动很小,各个组件都能很好很放心的安排生产和供应。
  这就让区区一个日本比一个硕大的美国在当年的汽车领域更具有竞争力。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不是一个美国,而是一个个分裂的州——美国综合可以碾压日本,但是将综合实力转化为实际产品的能力却不如日本。美国是1+1小于2
  美国做不到在制造方面和日本竞争,因为不是美国和日本竞争,而是一个州和日本竞争。
  很显然美国的任何一个州在制造业上都干不过日本——因为现代汽车的复杂程度已经不可能在一个州内可以有足够高的效率完成,更何况就算一个州能完成,其他物资流转还是要被各个经过的州卡着,无论如何经营波动都非常大。
  有一些说法还在说“日本人机器人技术先进”。
  但是日本人机器人技术真的比美国先进么?当然不是,美国是率先用了制造机器人的,而且核心技术直至今日都要强于日本(远远超过)。
  那是因为劳工造反所以不能用机器人?
  你见过哪个此类的造反真的能够打败技术进步和技术用于生产的?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联邦制+州政府波动对于生产线“针对性”和“定制性”的影响,我们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美国全面用机器人不是好办法。
  
因为机器人的效率更高的同时定制性也更强,而生产供应链条可能被针对性的敲诈勒索的情况下,让自己的生产线定制性更强无疑是在给自己挖坑。
  你用了更高定制化的生产线,大家就知道你在供应链上更好“卡脖子”,这反而会让情况更加的恶化。
  所以美国的汽车工业在使用机器人方面是不如日本的——日本能在人工最贵但能用机器人的地方用机器人,而美国只能在“这个过程不太影响生产线灵活度,不容易被盯上”的某些最基础的部分使用机器人(比如焊接)。
地方拉动工会来闹也是明白这一点:我知道你没办法用机器人替代我,这不是单纯的因为我闹,我只是借势揩油。
  那些不同地区生产的组件,也就是可以被卡脖子的组件或者原材料,照样只能用工人来安装。
  而这部分往往才是使用机器人最方便而且最划算的地方,而且往往还是容易对工人造成伤害的加工步骤。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生产一种结构优化很好且很具有整体效率的汽车,还不如“增加点用料”搞差异化,至少还能宣传自己皮实耐用。
  至少这样还能保证一块差异化的生存空间,如果按照日本人的做法只会被自己人耗死。
  但是后来的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了:日本人也能做皮实耐用。
  美国就只能祭出万能法宝:关税(妈的你不赚钱给我,我就从老百姓手里抢,再亏也不能亏本大爷)。
  这一切,都源于“美国汽车企业已经不可能为所有供应链的子系统来打点各个州当局了”。
  日本人不需要打点各个地方,他们只要打点最上层基本就可以保证大致的经营安全——日本好歹能管住手下的人,哪怕是强行的都可以。
  虽然日本人的代价依然高昂而且需要大家族背景支撑,但是好歹打点结束后别人是真的给你铺路的,而且别人还真的知道怎么给你“一条龙”。
  这是一种变相的“花钱找专家”。
  而美国呢?因为每个地方都相对独立,所以没有任何专家(包括联邦)能够一条龙解决问题提,企业必须自己研究或者找外包公司,研究出来了也没有长期性。
这个额外的成本远远高于“花大价钱找个一条龙又稳定的专家”,而且效果差十几条街,还特别消耗最为宝贵的时间。
  如此一来,美国车企能有不输给日本的道理?
  说到底,就是日本车企的“有效规模”更大,而美国企业在州政府之间的来回敲诈之间被疯狂增加了组织成本。
  汽车企业又是一种相对更加直观而且更加具有历史的美国制造业,各州更容易摸清楚这些产业的底细,所以敲诈就更加“合理合法,有理有据”。
  
  那么大家要问:后来韩国车为什么站稳脚跟了呢?
  
  原因很简单:日本汽车的模式是比较局限在国内的(利益组织要求),有效组织规模基本上限于国内
  
  但是韩国一直是高度外贸的国家,所以他们的产业链条最终铺开到了国外,无论是技术还是半成品零件,给韩国就能有更大的有效组织规模,成本也很低。
  韩国车一开始是很惨的,几乎是在当局的努力下才活过了困难期——真正发家是因为美国和欧洲汽车衰退,大量的技术和人才以及半成品零件开始在其他地方落户,韩国恰好借势拿到了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虽然利用起来一开始麻烦,但是一旦利用起来了,可利用的组织资源并不比日本整个国家要少。
  其中和外贸口最接近也是最具有政治历史的就是现代汽车——所以风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风口。
  但是这些资源并不是韩国养活的,韩国也养不了那么多东西,随着外部非竞争对手的持续衰弱和稳定差异化竞争的格局,韩国能借势的资源也就越来越少了。
  
  美国在组件新的汽车联合后一起给联邦和州施压,共享了很多技术和供应链,让美国汽车行业回光返照了一下。
  但是这最多只能是权宜之计,主要是因为联合让各州当局也一时间无法熟悉,无法再采取最有效的敲诈措施。
  可是汽车产业毕竟是一个相对容易理解的产业,而且内鬼很多,所以美国的新汽车联合体的优势并不能维持太久,所以近年来又开始发生波动,而未来不出所料依然会是下行而且是加速下行(再高的关税都没用)。
  一个产业,一个现代制造业,它不会因为“产业升级”而没落。
  也绝对不会发生“哼,我不要这个产业了,我们要环保”就会完蛋——在一个正常环境下,优势是不会有人抛弃的。
  什么有一个产业就要没有一个产业,那完全就是某些人在“先开枪后画靶子”——要是尼玛能算得这么准,那他去当元首岂不是分分钟带领地球人冲出银河系?
  有些时候优势大了,就更容易有人会打这块肥肉的主意,打主意的人多了,优势也就黄了。
  而美国制度下,吃肥肉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州与州之间。
  美国不是没技术,不是没人才。
  美国是没有把技术和人才产业化的能力——因为现代复杂产业已经不可能只把核心局限在一个州内了。
  所以美国商人还想活下去就只能有两条路。
  1:走直接和联邦关系更近而且对州来说更加“水深”的行业,让地方当局一时间搞不懂。
  联邦虽然也不是省油的灯,而且也发挥不了什么太大的作用,但是至少这些人也不会整太多——被一个人抢总好过被一群人整。
  走这个策略的典型就是金融业。
  2:走可以局限在一个州的开发型高技术产业,并且也是州不容易理解和追查的,可是这样的行业可能会被联邦慢慢了解并盯上,顺带联邦在摸清他们的底细的时候还会泄露给各州。
  典型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
  在这样的体制下,被摸清+横跨全国=被联邦+各州猛吃。
  金融业已经被联邦摸清,所以联邦狂早已狂吃金融业,甚至制定了很多“监管”法律。
  包括黄金股什么的,甚至还有一系列的疑罪从有+有罪推定+被告自证的法律——这三个加在一起就等于“想要你的钱你就必须得给,想要你背锅你就得背,不背就不只是公司亏一大笔或者破产,必要的话还可以高管全体自愿自杀或者不幸意外”。
  
  美国金融为什么还是那么强?那是对外,主要是因为美军强大,内部资源不太好用了,但是外部资源还是天高皇帝远的。
加上美国的很多对外部门是很独立的,甚至有些基本算是“自己找饭吃”的——虽然这导致了美国的一些涉外部门经常“独立暴走”,但是至少这些部门容易被有钱的金融机构所拉拢,双方都能提供各自想要的东西。
  联邦涉外部门得到了小金库(对于他们来说是合法或者无法追查的),对于金融机构则获得了外部交易渠道并且有了和联邦上交保护费的利润。
  美国不能对内维持一个内部相对统一而且稳定的经营环境,但是在外部却做的好一些——他们唯一的活路就是把外部的统一资源抽调回国内,创造一个全国范围内更稳定和统一的经营规则环境。
  这个内部统一资源抽调回国内就是特朗普想干和在干的。
  
  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回光返照,但是不可能改变基本盘——不仅不能改变,还很可能会加强后续联邦总统的对内抢劫的能力,能更好的和各州抢吃的。
  
  所以2020大选,所有人(包括很多共和党内部的人)空前的不希望特朗普连任——太馋了,实在是憋不住啊。
  只要美国不改变赢家通吃猛吃的选区制,那么这个情况就不会根本的缓解——但是取消选区对于美国的压力远超南北战争那么点小事。
  
  科技企业就更别说了,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经过那么多年,联邦终于摸清了互联网企业,于是开始疯狂的给互联网企业施压。
  隔三岔五就给扎克伯格发通知,还要他一天到晚去国会听证。
  听证的时候国会一系列堪称弱智的发言当然也不完全是因为国会议员本来就弱智,而是因为国会意思很明白但又不方便直说。
  1:我要你监控你就监控,不过我要你出工出力但不要我们的经费。
  2:如果你坚持说保护隐私,但是你实际上帮我们做事,那么出问题以后你就是邪恶的资本家,我们只是跟你提了下而已。
  3:如果你又要保护隐私又说自己技术上干不了这个,那也行,拿钱来进贡吧。然后我还要你把你的事情跟我们说的明明白白,好方便我们以后知道该怎么和你极限拿钱。
  互联网企业因为其特殊性质,它有复杂的社会性,所以还能给他选一选。
  那些单纯的科技企业呢?
  各州努力研究吃法,热情堪比我国广东人研究如何煲粥。
  但是科技企业学聪明了——他们很多变成了所谓的“独角兽”企业,但实际上背后是原有大公司支持的,只是藏得很好。
  各个独角兽和小型企业就不容易“树大招风”。
  虽然管理成本大幅度上升,但是至少不用因为树大招风而被疯狂勒索导致供应链环境不稳定——说白了就是建立了一个“暗地里的大规模掮客联盟”。
  这个在一部分高科技行业里面是可行的,因为比较尖端的技术有技术上的系统性,拆分掉公司本身或者不在法律上有绝对明确的关系是可以维持组织运转的,因为单个独角兽脱离原有技术系统是活不下去的,不一定需要传统的控制手段。
  这样一来州政府就不能很有针对性的研究整个系统本身,无法目标明确的设定税收模式和政策,连捣乱都不知道跟谁闹。
  
  这样就行了么?
no,因为这个办法对付州政府很有效,所以联邦开心了:哇塞,我吃掉了就都是我的,反正他们搞这个事情拆分起公司来就必须“子公司肥肉分的均匀”,所以就有了我“一刀切”的政策利益基础!这下我能吃个州政府几乎吃不到的大肥肉了!全是我吃的!
  这就是美国这次大选有个姓杨的华裔提出要对高科技企业征收翻好几倍的税的根本原因——有可行性,而且利益很大。
同时,美国的互联网和科技的龙头企业支持这个候选人——很容易理解,不支持就是被其他人无条件的猛吃,但是这个候选人提出了条件以后就会给予自己的友好公司予以回报和保护。
  这个条件大概率就是“服务于美国军方的对外利益获取”,比如说对外的政治宣传,舆论战等——本质上,杨就是帮助更多美国企业合理的外逃(找到避风港)并且又保护他们的一部分国内利益。
  而且外逃的地方可能会很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现在不少美国资本逃到了中东,甚至在武装组织的庇护下,比如说真主党(贝鲁特交易所一大票交易实际上就是美资)。如果朝鲜正常化以后,可以预见美国的很多资本会打包加壳逃到朝鲜。
  之所以不逃到中国,是因为美国在中国有经营多年的情报系统,而中国又不能直接和美国完全作对,因此在中国的美资是不安全的,在真主党或者以后的朝鲜就会安全得多——朝鲜和美国又谈不拢,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因为朝鲜并不想让美国的经济情报系统的直接介入(连胖胖胖都明白美国许诺的好处还不如美国自己叛逃的好处来的多)。
  这些敌对力量的强大又可以增加美军的军费和驻外任务数量,这就又是个三赢局面,唯独吃亏的就是大多数美国老百姓和绝大多数企业(还有以色列也被坑了,因为反以武装组织变得越来越有钱)。
  
  那么大家可能要奇怪了:美国就这么个系统,为什么原来没出这种事呢?
  这一方面的确是因为美国当年的联邦和州政府确实不太了解行业(当年信息流动慢),而且当时的一个大公司的核心部分甚至细节供应部分只要在一个州内就行了。
  
  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美国的对手弱。
  美国的一个强州在二战时就能赶得上欧洲的一个普通国家,两个州甚至能赶上欧洲一个强国。
  原因有很多,但最关键的可能就两个。
  1:美国自然资源多——不像很多欧洲国家要靠殖民地,殖民地到宗主国之间有很大的成本。美国州与州的成本至少不会比那个高(特别是有政治背景的简单大宗交易)。
2:美国本质上是“一群历史上扩张很快的地主”的集群,完全在州内部的竞争力是自己的财富,所以一个“基本自治单元”都要比欧洲的单元大,甚至直接比欧洲一些国家本身还要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的一个州的有效组织规模都可能比欧洲一个国家大,至少是相差的不远。
  但是欧洲内部已经出现了很多内斗,所以综合来看肯定还赶不上美国的规模。
  日本则由于“国有经济”崩溃而卷入了二战轴心国阵营,必须以战养战但又缺乏真正的转化军事战果为经济生产的能力。
  
  
所以不是美国的体系多么好,而是他的对手太烂或条件太差——制度这个玩意儿本质就是比烂。
  但是在面对基本从明治维新的遗留问题中恢复过来的战后日本,它就类似于一个欧洲国家了。
  不过大家要明白:日本是一个大型国家,这和欧洲大多数国家是两回事。
  我们觉得日本小,那是因为我们是超大型国家。
  你把日本地图放到欧洲去,那赤裸裸的就是牛逼国,而且人口很多,政治还更加统一。
  所以日本在从明治维新留下的落后的全国营绑定系统中解放出来以后,他们就迅速的在效率上疯狂的碾压欧洲和美国。
  技术的进步确实需要时间,但是效率一旦超过,资源就会集中在更好的经营环境中。
这个时候即便尖端技术相对有限,可是商业市场上成熟技术能够高效运行也是核心竞争力。
  
  然后就出现了“吊打”英美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是战败国,而且美国有强力军队作为后盾,能够强行让日本走必须错误的方向,否则欧美都死定了。
日本最大的劣势就是二战的失败——但是他们作为第二批工业革命国家(国家主导),在二战那个时候是必定撞上枪口的。
  
  所以在80年代,看日本不爽的豺狼来了,但日本没有迎接它的猎枪。
  他们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后没有立即全力对付中国?
  因为他们一方面在忙着对付日本,另一方面也是过度乐观——苏联都死了,他们还只是地大但人还不算多。
  你一个人多地大还复杂的国家,难不成还能完成基本规则的统一?我都做不到你还能做到?我跟你讲我们的制度已经终结历史了,是人类最完美的无敌制度!
  而且啊,中国人和中国政权的水平我见过,台湾的那个我就很熟。那点水平肯定搞不定的,难不成还能做的和日本一样?
  绝对就是最后来个休克,然后学个半个美国的壳子,之后照着俺们的方法凑合活着。
  然而……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西方快疯了——其中功不可没的还有一群在欧美的逆向民族主义者,大力鼓吹中国药丸理论……
  
  当然,其中有一些关键节点。
  
  首先是我国的军队彻底脱离于经济活动,军队再也没有哪怕是局部的自我营收的可能性,也不能拉拢国企来大规模压制地方企业。
  没能事先处理好这件事的国家就开动全社会标准统一,结局就是军队和政府分家。
  这样一来,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和以色列一样,军队和政府大多数时候只能算是相安无事。
  在经济还算好的时候军队还能自己做很多小金库,军官和国防系统日子滋润。
  比如说以色列国防军最喜欢的工作就是对以色列内部贩毒——原来还对以军士兵贩毒,但是后来真主党把地道挖到了以军跟前,所以军内生意被真主党抢走了……06年的黎巴嫩战争起因就是以色列军官被真主党骗去买毒品,没想到真主党居然是来搞绑票的。
  当然这种事两边人都没少干,以色列摩萨德在海外抓真主党的人,真主党绑以色列来买毒品的人……最后用以色列买毒品的人交换自己的俘虏……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所以以色列每次都用很多人来换被掳走的军人……
  经济一旦不好,政府敢要求军队减少利益?削预算可能还行(只要一碗水端平),但是你让小金库减少试试?
  动一下小金库,军队直接造反。
  当我们确定军队已经完全服从于政府以后,我们的经济就开始增长,但是各地基本规则差异还是极其巨大——因为只解决了基础内部安全问题,但不确定整体组织能力是否在经济和社会运转方面足够有效,所以地方还是要有更多的“自己找饭吃”的权限。
  真正的改变是奥运会——全系统检测,安全/经济/政治。
  而美国的真正由盛转衰就是二战到越战——生产基础系统因为战争动员直接全国化,刹那间超出了制度容纳能力,埋下了科技热潮过后就快速跟不上时代的祸根(之前因为条件太好所以没察觉问题)。
  
  而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做的好就有好处拿,不是单纯的被动考核。这是天赐良机,是引入必要的外来刺激。
  然后我们的三大系统的融合给出了几乎是当前世界最好的答案(虽然也有很多问题)。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明白了。
  说到底,我们变成了一个“14亿人口的日本”——当然,按照日本的组织架构是管理不了14亿人的,这里只是说我们的有效组织规模(内部基本统一的)达到了接近全民的水平。
  2008年后过了不到5年,西方就彻底坐不住了(其实在2000年开始就有点坐不住了),希望用军事手段对付这个问题。
  他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中国毕竟不是日本,我们好歹有自己的猎枪。中国的军事系统不是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更别提走狗指挥。
  
  不过啊,正如上面所说的美国现状一样:他们还有技术,他们也还有很多人才。
  
  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21世纪意义上的将这些东西高效的转化为大型产业的能力,已经无法以巨大的规模进行实现了。
因此他们唯一的胜算就是利用现有的巨大且累积了很久的军事存量——科技经济存量迟早守不住,因为联邦和地方对于科技企业的狂吃衰落已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了。
  最多再过20年,美帝的这些科技企业都得准备跑路(他们没有可能学食品企业)。
  当然,我们要做好直接战胜他们的准备,只是保底策略却只要做到一点就够了:重创他们现有的军事存量并保持住我们现有的基本架构。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不完全战败,无条件投降,那么西方衰落与我们复兴的相对速度差距就会更大,他们的内部矛盾会更加严重,恢复速度比我们低更多而我们的统一性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强(只是重建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这样面临他们的将会是更加惨淡的未来——如果不能一口气让我们无条件投降,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动军事行动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会经济债和血债一起清算。
  到时候就真的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人民,他们的血”。
  (我们的史书上总是写我们很温和……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凶残的民族……这不意味着我们总是滥杀无辜,但我们灭起人来总是特别有效率。)
  
  但是哪怕是到了2005年,西方集结总力也不可能让我们无条件投降了,更别提自身不受到致命重创了。
  因为到了2005年以后,世界上除了美俄以外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失去了大规模制造和储备弹药的能力——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更是如此。
  美国自身的军事生产也受到了类似企业的影响,州当局居然敢给军工企业下绊子,联邦也在军工企业里吃拿卡要(虽然会用税金补上)。
  
  他们连足够的弹药都不能及时生产出来了(连常规弹药都不能,更别说高精度弹药了)——这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除中国以外的窘境。
  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保持稳定,那情况就会和金灿荣说的那样: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能够遏制中国的崛起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最好的结局就是“完成最后一步路的伟大复兴”,因为我们一旦彻底跨过去,那么别人也就没有全面军事行动的必要了。
  至少理性上不再有必要,而失去理性的人或者集团总是则更容易对付。
  我们甚至可以让他们把矛头导向对准他们自己的内部——在那时,他们自己吃自己会比吃我们更加方便而且划算。
最后再说一下:美国的先进并不是因为体制多先进,其实他们的体制非常非常落后。
  但是他们有个很好的条件,导致落后体系的基本单元比常规情况下大很多,掩盖了一段问题,让较差的管理水平撑起了一个更大的组织规模。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点:正如一家公司如果用落后的管理方式站在风口上,等风吹完以后就会以比常规速度快的多的方式暴毙。
  他们进入美洲的时候是带着工业化文明进去的,这就导致他们扩张很快,初来乍到的豪强也能迅速占领大量的土地并且确定他们在土地内的等级。
  说白了,这就好比是一大群地主,只是这些地主里面有规模不对称的超大地主。
  这个地主的大小不是和欧洲那样的一块领地之类的,他们几个老大的一块地就有大半个甚至整个欧洲国家那么大。
  这些地都高度自治,还有自己的基本武装力量(后来变成了内务暴力力量,国家级交给了联邦)……这就让内部土地兼并变得非常高效。
  比如说古早时期美国有很多奇葩的法律,比如说“晚上农场主卧室的浴缸里不能有一匹马”。
  这些法律基本也都是“有罪推定给,疑罪从有,被告自证”的方式执行的——很显然,这就只有豪强才能用,是用来法理上处罚那些不配合的小地主用的,法官就是戴着卷毛的劫匪。
  而这些法律是和当地民兵以及管理运输路线治安的警官挂钩的……选择执法和区域执法是美国的常态,所以美国各地治安在一小块区域就能差距极为巨大也是历史遗留问题。
  但是这个好处就意味着州内部的管理相对统一,内部的大部分执行与管理事务是交给州的。
  也就是州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小国家,这样还能安心发展经济。
  
这个在别人有效规模都不大的时候非常好用,所以美国也就能用一个几乎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去支撑起一个20世纪的超级工业文明——在对手还不强,自身一个好一点的州就能是热土的时代。
  
  可是劣势就在于,由于所有和联邦真正有效交涉的东西非常少,大多数还集中在选区上。
  在全国竞争的时代,这就让美国州内部都陷入了倒退——更多的州内选区也能用这个办法分一杯羹,因为影响州已经能影响到联邦了,而且也必须影响。
  本质上联邦制是需要成员本身严格分为“州与内部的地方”,然后再“州和联邦”,中间必须有断层才可以避免州内部直接试图影响联邦来施加压力。
  不然的话,每个小地方都有一定能力去“掠夺跨州经营的公司”,于是美国的大规模经营系统就倒退了。
  这时,问题也不光是限制在州外部,而且内部还从“州大地主分裂成更多小地主(选区)”,这就连20世纪的情况都比不上了。
  什么?你说为什么一些州不干脆服务于跨州企业,然后不就成了国内热土?
  确实有,问题是大部分全国产业的衰落不是一个地方能决定的,该走就走,只有一个州不顶用。
所以在完蛋以前,自己不吃就会被别人吃,光是一个联邦就能吃死不少。
  这样一来大家就陷入了囚徒困境,每个州和地方都必须加班加点的猛吃——不吃还赢不了州内选举。
  
  这就相当于美国老化就是一种“血栓”,内部的融通和商业合作被有条不紊的堵死了。
  到最后一步,他们就会把手伸向最后的经济立足之本,也就是最难捉摸但也最核心的高科技产业。
杨的出现,意味着美国开始正式走向“冠状动脉血栓”,是心脏病爆发死亡的前兆了。
  
  
  写的长一点,多排除一些可能性,有些问题严谨一点好。
  关于美资给真主党钱,这一点信不信由你。
  我在贝鲁特交易所的有关方面亲眼所见(尽管只是相对周边的)。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黎巴嫩旅游(很安全),最好是深度游或者自己去,应该能稍微管中窥豹的了解一下——不过别问太深,你没人带,有可能被卫兵怀疑。
  
  NSA(美国最大的情报部门)出1000万刀悬赏购买真主党的金融交易流转文件,而且我查了下只是大概文件就行——买我们上次危机时导弹的情报一共也就不到300万刀。
  
  但是真主党没有泄露任何情报:他们直接把能掌握这些资料的人员的年薪提高到1000万以上。
  只要保护好相关人员的家人,那就不可能有人叛变。
  NSA永远不可能出足够高的价钱买通真主党的关键人员,因为美资永远会出更高的价格保守秘密。
  这是资本背叛了国家吗?
  也许吧。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背叛了资本,同时也背叛了自己。
  当年苏联背叛了自己……30年后,美国也彻彻底底的背叛了自己,背叛到了根基。
  
  有一天,一个美国大兵问了一个问题。
“我为谁而战?为何而战?我面前的敌人是谁?”
  问题结束后,一位高寿的,在二战期间出生的孩子离世了。
  他上了天堂。
  他在路边见到了一群来自各个州的美国士兵,他们正坐在谢尔曼坦克上看着自己。

  一个年轻的士兵跳下坦克,士兵怯生生的拦住了他,向他询道……
  “嗨,老爷爷……请问你有火吗?还……还有……战争结束了吗?我们打败了德国吗?我们给珍珠港报仇了吗?”
  孩子给士兵缓缓地点着了香烟。
  “战争结束了,早就结束了。我们打败了德国人,我们还在日本的头上丢下了两颗比珍珠港炸弹总和还强数千倍的超级炸弹,日本人在我们的密苏里号上投降。我们成为了世界的自由灯塔,甚至战胜了苏联。”
  “哦,耶稣基督啊,这可……这可真是太棒了!那合众国现在怎样了?它一定更自由,更团结了吧?”
  孩子沉默了许久,回答道
“合众国和你们一样,成为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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